著　者：琦君
出版者：洪範出版社
出版年：民國八十年

　　琦君，浙江省永嘉縣瞿溪鄉人，一九一七年出生，原名潘希真，夏瞿禪老師為琦君民國二十七、二十八年間，在上海之江大學中文系的老師，因龍沐勉老師曾為夏瞿禪老師代課，故此二位老師與琦君皆有所關係。龍沐勉老師在抗戰勝利後因被判為文化漢奸，夏瞿禪老師在給龍老師的信中，為免嫌疑，提到琦君就用一個「琦」字代替。因琦君本名希真，夏老師常以「希世珍奇，出人頭地」相勉。龍老師則常在「琦」字之下，加一個「君」字，表示禮貌。於是「琦君」二字就時常出現在兩位老師來往的信件之中。

　　琦君童年與母親在故鄉度過，父親喜愛讀書、藏書，特聘家庭教師教導她古典文學，此為琦君的國學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抗戰勝利後，琦君回故鄉整理父親所遺藏書，數萬卷，全部捐與浙江大學圖書館。一九四九年琦君到臺灣，服務於司法界，歷任高檢處記錄股長及司法行政部編審科長，同時授課兼寫作。一九六九年退休後，任教於中央大學和中興大學國文系，講授新舊文學。一九七七年隨丈夫客居美國迄今。作品有《菁姐》、《繕校室八小時》、《紅紗燈》、《千里懷人月在峰》、《與我同車》等著作達二十餘種之多。其作品被譯為英、日等文在國外發行或刊登者更不計其數，享譽海內外。

　　民國五十年代因海峽兩隔，致使許多由大陸來臺的人們，將思鄉之情寄託在文章中，因此當時掀起一股懷舊文學的旋風，此時琦君以真摯樸實的情感、淡雅自然的筆觸，以童年時的天真純潔及稚氣的話語來表達她的親身感受。創作了大量懷鄉思親的散文，廣受好評，且名噪一時。尤其描述母親與姨太太及父親之間的奇妙關係更是精采。看琦君的文章就如同閱讀那陳年的歷史，親切中透露出絲絲的哀傷。「每回寫到我的父母、家人與師友，我都禁不住熱淚盈眶。我忘不了他們對我的關愛，我也珍惜自己對他們的一份情。」（《琦君自選集．寫作回顧》）

　　琦君用隱而不露的曲筆，將舊社會中婦女的哀痛寫得催人淚下。《橘子紅了》故事描述大伯在外地當官，背著大媽娶了交際花當姨太太，從此很少回家。伯媽在家鄉苦守著，等待先生回家，但先生卻對糟糠之妻毫不留戀。不僅伯媽無子息，連姨太太也還未替大伯生個一兒半女的，為此，為挽回大伯的心，伯媽擅自為大伯娶了個貧家女（秀芬）做三姨太，（敘事者）秀娟是家中唯一的女孩，忽然有一個叫秀芬的女孩入門，所以兩人間感情相當好。大伯終於回到鄉下，並與秀芬圓了房，可是匆匆又走了，仍對家鄉無所依戀，秀芬也沒將大伯的心挽留住。然而期間秀芬與大伯的兄弟六叔之間產生了一段若有似無的情感，因為六叔認為大媽自己已經是一位棄婦了，家裡又要增添一位棄婦，六叔於是由同情而生愛憐，然而以當時的社會規範而言，秀芬與六叔注定無法在一起的，故事注定將以悲劇收場。

　　秀芬果然懷孕了，橘子紅了，大媽為大伯納妾一事，一旦諸事完備，就叫秀娟寫信給大伯說：「橘子紅了」。為了怕姨太太懷疑，這是大媽和大伯之間的約定。「秀芬有喜了，大媽高興的連聲念佛，叫秀娟寫信給大伯。秀娟問道：『這回還是說橘子紅了嗎？』大媽一時愣住了，該怎麼寫呢？得顧到信中被那交際花姨太太看見，不能明白地寫出來。想了一下，頑皮地說：『我就畫兩個橘子，一個小一點，一個大大胖胖了，大伯一定懂。』」。然而大伯並沒有回心轉意，反而是二姨太緊張起來了，硬要把秀芬帶走，結果胎兒掉了，秀芬抑鬱而終。伯媽雖然一直將秀芬視如己出，但她的動機畢竟是不純正的─為了挽回先生的心。先生的心不但沒有挽回，卻造成另一位少女悲劇性的命運。

　　《橘子紅了》故事的背景是清末民初，此時傳統階級制度雖已日漸腐朽，但舊意識卻仍十分牢固。舊傳統所認同的社會規範「納妾制」，是夫妻關係瀕臨破裂的緩充劑。《橘子紅了》中的大婦雖擁有「妻子」的名分，實質上，卻喪失了妻子原有的權益，成了名存實亡的妻子。被棄的痛苦，對愛情強烈的渴望，使大婦不甘於默默忍受這種難堪的境遇，無可奈何，她只有再度為先生納秀芬為妾，想以這種消極的反抗方式，來挽回丈夫的變心。主動為丈夫納妾，她內心其實是極為難受的，然而內心的苦痛，又該向誰哭訴呢？只能獨自吞噬著無奈和痛苦。因為「上一代的婦女和我們一樣，是要整個佔有愛情的，所以假大方，只是當時社會環境沒有給她權利反抗，是只憑道德的，但是道德心卻從觀念產出，當時的觀念既是容許多妻，那麼他沒有什不道德，她又有什麼權利去干涉那並未認為不道德的事情呢？……丈夫的心不像別的東西，不能隨便施捨給別人……但是愛情是獨佔的，古今一樣。（〈婚姻的故事）一，頁三一）這種消極的行為不但絲毫無損於丈夫和姨太太的恩愛纏綿，反而又害了另一位無辜的少女。

　　《橘子紅了》深入探討受到「男尊女卑」、「三從四德」等宗法思想禁錮的大婦對於姨太太與丈夫之間的曖昧行為，無可奈何的心境。對於丈夫尋花問柳的行徑只能裝得寬容大度，無奈接納。文學作品是時代的投影，現實生活的反映。琦君從婚姻的角度反映婦女的不幸和悲哀，記錄女性這一性別群體在現代史上受婚戀磨難所留下的斑駁痕跡。男尊女卑，是封建社會對男女價值高下貴賤的判斷。「五四」以來女性自身的意識已逐漸覺醒，八○年代女權小說中也不斷一再鮮明地揭示男女平等的主張，又一次向頑固的封建觀念發起了攻擊。八○年代小說的一個特徵，就是寫出婦女在婦女史中史無前例地在經濟上與男子一樣能夠自立自強，在人格上與男子一樣能夠自尊自愛。他們不僅有勇氣打破陳舊的觀念，也有膽量樹立新的風貌，生存能力也提高了，面對男性的叛離也無須為挽救而委屈不已。

註釋：

• 林海音：〈婚姻的故事〉，《婚姻的故事》（臺北：純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