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　名：人寰
著　者：嚴歌苓
出版者：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嚴歌苓是大陸旅美作家，以處理中西文化歧異見長，在現實生活中，嫁了個通曉八國語言又體貼的洋夫婿，自嘲是「貓嫁給狗」，每日都有文化衝突的新鮮事發生，創作題材源源不斷。日前與國際巨星陳沖聯手編劇，獲得金馬獎十二項入圍的《天浴》，來臺出席金馬獎頒獎盛會，是當前最紅的女作家：可是，她獲得＜中國時報＞百萬元小說獎的《人寰》，看來令人「霧煞煞」。

人寰的主題

　　本書的故事是說一個小女孩孺戀一位父親的朋友；但是她生活在文化大革命中，對共產社會和文化大革命的情形，有深刻的描寫。在《紫槐》中有共產社會大饑饉的情形，槐樹的葉子都被饑餓的人吃光了。本書另一篇較完整的情節，是賀一騎帶了十一歲的女娃到上海，在上海車站口看到一個女乞丐。「坐在一只木盆裡，懷裡抱一個不出聲亦不動的嬰兒。……骯髒掩蓋了她的青春。她渾身祇有那個露出的乳房是乾淨的。」「他一眼就看明白盛著女乞丐的木盆是什麼木料。那是一只桃木浴盆，做出鄉村豪紳家的少奶奶氣質。……女乞丐抱著嬰兒，從洪水上乘木盆漂流出來。木盆以外的都失去了。」賀一騎從口袋裡掏出兩張二十斤的糧票，投在那隻木盆裡。女乞丐在後面叫：「大哥，把盆拿去吧！」（頁60）著者說：「糧票是你存活的許可。它限定每個人的佔有量，限制不合理的食慾，限定人的居住範圍和活動半徑。必須得到上海市當局發的每月二十八斤糧票，一個人才能叫自己上海人。」從女乞丐的故事，你可以看出共產社會人民的生活和制度，也反映出賀一騎這個共產黨員書記善良的本心。

　　第一四五頁著者批評共產黨：一個健全的充滿生存生機的群體，完美和邪惡必須相互征服，相互抵銷。第二四四頁著者借賀一騎的口說：「文革嘛，不打不砸叫什麼文革。」在經歷歷史的浩劫，文化大革命後，著者批判道：「我們這些政治動物，我們中國人。政治直覺是第一生存直覺；」（頁171）她在賀一騎被關時，看到「紅磚樓房上鱗甲般的一層層大字報，一層層背叛和起義，一層層人寰顛倒更迭……。」夠了，這是怎麼樣的人的社會，而且是從中國延伸到美國。

　　詹宏志在本書後〈我看《人寰》－歷史與個人〉認為：「一場千萬人頭落地的歷史浩劫，如今成了一般少女純美戀情的背景音樂，這種書寫是道德的嗎？是政治正確的嗎？」當一個社會上的人「政治直覺是第一生存直覺，那有什麼道德，什麼政治正確的呢？」

人寰的內容

（一）一個小女孩的自淫

　　《人寰》的故事是在追敘一個小女孩的自淫，事實是在寫一個十幾歲因饑餓從軍－八路軍，當到共產黨副省長和一個小女孩家庭、社會發生的人間故事。書中女主角的名字始終沒有出現。著者以第一人稱－「我」來敘述。「六歲女孩穿著白棉布連衣裙，裙下露出白三角褲的一個邊緣。」

　　男主角出現了。「他叫賀一騎。一個騎者，獨行俠。匹夫。我爸這樣解釋給我媽的。」「他沒等我媽去給他開柵欄，就邁腿從柵欄上跨過來了。這人非得長籃球中鋒的腿才能從柵欄上如此跨越。還得足夠粗魯、隨和。」著者如此描寫出他的性格：「一個如此符號－逾越、冒犯、侵入。那樣的輕盈速捷，一隻腳在柵欄上方那防禦性的木頭矛刺上劃一根拋物線，落地無聲，讓腿與腿拉成一張滿弓。」「我媽媽趕了出來，身上繫著繡花檯布改製的圍裙，破的部分隱在摺縐裡。……媽叫著：老賀來了！」

　　小女孩的父親（也沒有出現姓名）是上海富有家庭的兒子，在中國大陸赤化前，全家逃到美國去了，只有這個紅色夢想的青年，懷著開往美國的船票，跑到蘇北解放區去了。如今解放了，不僅生活困難（從她身繫繡花檯布改製的破圍裙上看得出來），連政治立場也要被清算，靠著賀一騎撐腰，才沒有被批鬥，還有配給糧食可吃。賀一騎算是這一家的救命恩人，而小女孩的爸爸，夜以繼日的替賀一騎寫自傳式的小說。

　　六歲的女孩初見三十歲賀一騎的描寫：「我記得清清楚楚，他的黑頭髮怎樣在右邊開了一根肅殺的白頭路。」－著者刻意的描寫，從頭髮的分邊中，象徵賀一騎是一個中間偏左黑白分明的性格。

　　爸對媽說：「唉，這就是大名鼎鼎的賀一騎同志，《紫槐》的作者。」又說：「老賀老八路了，十幾歲就參加抗日！」

　　《紫槐》是本書中描寫最好最感人、結構完整的一個故事。

　　一九四二年春荒。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跟著一個十歲的小八路，對小兵說：小兄弟你餓吧？你看這一路上槐花都沒了，叫人都吃光了。小兵說：你跟著隊伍幹啥？！大娘說：我有個孩兒也參加咱們隊伍了；我那孩兒跟這位小兄弟一般大。隊伍上坡下坡，越走越快。大娘自己跟上了，一身爛絮，一雙爛鞋都給拉在了後邊跟不上她了。小兵不時回頭看看這位枯骨一架的大娘，彷彿是鼓舞她跟上來，也彷彿求她別再跟了。幾個兵都惱了，對大娘說：沒見過討飯討到部隊來的！再狗攆人咬著不放，我們可要開槍了！大娘說：八路不打俺鄉親。老兵說：八路不打好鄉親！有人這時把槍栓拉上了，刺刀也上上了。大娘這才眼巴巴看著那細瘦的小兵跟著細瘦的隊伍從山梁上走沒了。

　　天黑時，熬出火鍋小米粥，每人半瓢。有人看見槐樹林那邊站著大娘，大娘就是不過來，她靠著一棵樹，一直坐到每個戰士把粥都喝完了，才又走到那小兵身邊，從懷襟裡掏出一把蔫了的槐花，對小兵說：小兄弟，拿著吧，都給你留著呢。小兵眼淚流到脖子上。大娘說：「俺家有個小子，也十四，也跟隊伍走啦。」幾天後，隊伍回來，看見那個大娘已經歪在土包上，餓死了。小兵抱起她來，有的人聽他哭聲中有娘……娘……的呻喚。

　　一本英文《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有一頁是寫著者賀一騎，十八歲開始掃盲，二十歲成了小說家；他不識字時編的打油詩常常被刊在魯豫解放區的油印小報上。後來打油詩又成了抗日代表作，給印到小學課本裡。

　　著者的描寫：「我印象中的賀叔叔是個太陽。喝多酒他會講乞丐的故事，他成了八路軍的小兵，還偷行軍乾糧給他仍在乞討的母親送去。賀一騎個子很大。他玩笑說那是乞來的百家飯催的。他腿上，腳踝都有狗咬的疤。

　　《紫槐》是賀一騎一生中唯一親手動筆寫的小說，寫他和母親的關係。一篇好的作品，能反映時代的生活。《紫槐》的歲月是在民國三十一年，正是我國抗日戰爭八年中的第六年，我們看到解放區的山東、河南，老百姓連槐樹的葉子都吃得光光，連士兵都只能喝小碗小米粥，共產社會的悲慘可悲。

　　一九六三年，她十一歲，母親托賀一騎帶小女孩去上海祖母家。在火車上，賀一騎有省委書記的臥室。他喝來一個服務員，讓她打一盤熱水來，脫去鞋襪，挽上褲腿，把兩個長方的大腳浸泡水中。小女孩就跟著把腳也擱進盆裡。他用腳心搓小女孩的腳，彷彿某種動物的肢端，或某種植物的根莖，不該在裸露時被觸碰的。這些暗示性的情節是在原書的第三十七頁，可是，著者跳到第二五八頁追敘火車上的情形：女孩從床上好端端跌到地下。現在，一米八○高三十七歲的男人，把她抱起來了，兩隻手小心地插到她身子下面。他不知她微微醒著，很複雜的一種期待……。

　　一九八七年，賀一騎以「反動作家」罪名被關，控訴他從來沒在稿紙上連續扒過四十分鐘，除了《紫槐》。「他們說，賀一騎，你奴役別人；你從一開始就相上了一個軟弱而有天資的人；讓他替你寫了八十九萬字！」「我爸爸的臉實然紅得可怕。他出了人群，上了舞臺。」他打了賀一騎一個耳光。「他從來沒有打過人，恨暴力，恨人與人、動物與動物肉體間的暴烈接觸。」十五歲的女娃，看見父親打了他最親密的朋友，政治上依靠他，生活上依賴他的朋友。

　　那是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四十一歲的賀一騎，被判坐牢三年。女縣長的妻子同他「劃清界線」，離婚。出獄時他少了一根手指，鬥爭大會上被打斷的。他回到他母親打槐花的地帶。三年大饑饉，村舍空了。他很瘦，要求回到老家去接受看管改造。革命委員會想到賀一騎母親曾經討飯的地方，也就是他參加八路軍的地方，那是有名的鹽　地，著名的乞丐，吃苦是可以盡他吃的。

　　三年後女娃去看他。他在看瓜人下打雜，人稱他「反黨老賀」。他不記得認識一個十八歲的少女，祇記得十一歲的女孩。這地方連女縣長都沒來過，女娃來了。「這時他真正認出了我，把我爸爸打他的那一耳摑子一筆勾銷了。」（頁119）

　　著者跳到第一六八頁，回憶瓜棚之夜的情形：「十八歲，她滿心都是妄為，每個眼鋒都發出奉獻她自己的暗示。」可是賀一騎沒有「摘瓜」。

　　一九六九年－賀一騎坐監第三年，女娃十七歲，父親被關，罪名是「意志薄弱，投機不斷，背叛成性。」被下放在「五七幹校」－集中營四年。後來因為政治需要，父親回城來寫劇本，住在公設的旅社裡。賀一騎也住在同一旅館裡。他女縣長的妻子，這時已升任了地區副書記，上下找人把賀一騎從瓜棚裡尋回城裡，說是要長期治病，實際上是遞狀子，申訴，等候「落實政策」，就是復職，恢復名譽，女娃父親住在隔壁，副書記聽到父親的大聲笑談，破門而入，大罵父親「機會主義」。賀一騎也來了，二個男人見面，不談刮耳光的事。

　　女娃對女書記自然要替爸爸道歉，同時辯護幾句。她說：「我爸爸那樣做是不對的。不過不是那種政治上的下作：僅僅為政治上避嫌或政治上叛變。」她暗示：「賀叔叔被送進監獄的時候，你不也送進去一分離婚報告逼他簽字。」

　　二個男人重歸於好，父親仍替賀一騎寫小說。「他和我爸爸的親密中，向來就存在一點兒輕微的無恥。」

　　賀一騎當上人大代表，仍住在隔壁房間，女娃下放時被保送師大，畢業後留校當助教。二十歲結婚、離婚，如今是女碩士了。她對賀一騎說：「賀叔叔，我想在你浴室裡洗個澡。」她說：「別忘了，我在這男人面前隨時可以變回去，變成六歲。」現在，她變大了，三十九歲的女人，穿著旅館的白毛巾浴衣，在挑逗他。「他當然明白我是沒辦法的。我愛他。並且，到了能夠表述、給予它的時候。」「我正視他，咬出這些字眼：我愛你，很早很早了吧－我知道你想對我這樣。」「我把兩個胳膊肘架在膝頭。浴袍心形的領口在少婦胸前垂出相當空隙，他若想看進去，他能夠。」「他說：你知道賀叔叔祇能做你的賀叔叔。」

　　她解釋「所有我做的，都根植於你們所稱的『戀父情結』」。「十一歲的我，在午夜的火車上，就有個秘密心願……若是賀叔叔在我這兒犯了罪過，我爸爸就得救了。」她又說：「十一歲的女孩能做的，可能祇有犧牲自己。」她明白她父母，她的家庭與他的關係。那份恩寵和主宰，她的犧牲可能會改變一切。他毀她，她就把他毀了。她懼怕被毀，更懼怕她對毀減的嚮往。

　　這嚮往一直延伸到賀一騎獨子的身上。

　　在她要赴美深造博士前，賀一騎病了，她去探望，在醫院門口遇見賀一騎的獨子，在瓜棚之夜，賀一騎同她講過十八歲的「養豬模範」。如今是四十歲的的賀參謀長。中午休息時間，少婦帶著壯男走進樹林裡，這裡曾經是她勾引他父親的樹林，如今她勾引他的兒子得逞。她解釋說：「祇因他是賀一騎的一個延伸，一個不同的延伸。」

　　小女孩自淫的主題是：「我愛的是神話中的賀叔叔。」

（二）爭取做一個正常的人

　　著者將女人的犧牲稱之為「恩寵和主宰」。她在美國獲得女博士，在大學亞洲語言系主任舒茨下當助教，想要謀一個講師的職位。舒茨在辦公室拿出一九八八年的紅葡萄酒，輕柔誘導。她控訴說：「你在佔一個急於求職的四十五歲女博士的便宜，本質上是性騷擾。」「其實在當時我並不反感你和我做愛。……我可以告你性騷擾，因為你是我的上司。」

　　在一次系裡幾個年輕教師發起野遊。「他們告訴我要得到終生教職還得去親吻舒茨的屁股。他們猜疑我和他之間有什麼。……我一直在行動，發出幾百封求職信。舒茨撕毀了他的推薦信，我無非需要兜個大些的圈子。」她在掙扎：「要不要接受舒茨的求婚。還是告他。他和我是以性騷擾開始的。告他對我不利，對他也不利，但是尊重事實。他手裡現在還握著一個講師的空缺，但他要等我全面接受了他才把它給我。把這個被幾十個人緊盯的空缺給我，他必將失人心，必將受更大的聲譽和人格的損失。我得到了暗示，他的犧牲應有價值，應有實在的等值的回報。」她認為這是敲詐；但她急於找工作，也自認：「我也在敲詐。」

　　舒茨說他妻子同意和他正式分居，他和她可以有個半公開的關係；每週一同看一回電影，做愛三次到四次……還包括：「讓全世界明白我們在相愛但不冒犯公德亦不蔑視法律。」

　　舒茨決定提前退休，這樣她得到那個職位就不會有太多閒話。下雨天，舒茨來找她，她不在；他忽然很害怕，怕她不聲不響離開了。

　　她真的走了，走在雨中，她說：「我爭取從此做一個正常的人。」

小說的結構、對話和人物

　　小說的結構，有如房屋的結構，建構一篇小說的形貌、格局、風貌。《人寰》看似意識流的寫法，全書不分章節，卻在每一段落之前，以一個四十五歲的女博士，嚮往天堂的美國，反諷的卻想自殺，去看心理醫生。在診所斷斷續續敘述她在人寰－中國大陸和美國所承受的生活。楊照在書後「不只是本完整的長篇小說」中認為是：「最近一、二十年大行其道的符號學及符號學結合精神分析主體研究產生的複雜意義世界。」意識流的思路，尚可以跟著著者的意識尋找，《人寰》的結構是以一個心理有病的女病患，以第一人稱－「我」來敘述，思路飄忽，情節跳躍，撲朔迷離。漫長的引言，從第一頁到第十五頁。著者自己也說：「我的引言之所以如此冗長。我試過，卻見聽眾眼裡兩汪瞌睡。」楊照指出「我們讀到太多『有句無篇』。片斷靈光乍現被埋沒在拙劣、扭曲的結構裡的作品，因而不得不感受到《人》書的特殊。」筆者幾乎是耐著性子看，在跳躍式的情節裡，紀錄筆記以利閱讀。例如，第一頁的引言，又跳到第三十九頁。十一歲女孩在火車上自淫意識（頁三十五），一直延續到第二六一頁。如果將每一版開首在診所的「心理自白」拿掉，讀起會容易些。也許著者是在嘗試新的藝術表現手法。筆者讀過她的《天浴》（84.6.16-17中央日報副刊），是一篇結構完整、思路清楚的短篇小說。

　　楊照指出「作者對於作品一直擁有強大的主控權。」筆者同意他的看法。嚴歌苓運用對話，寫活了人物。像做到副省長的賀一騎，賀的妻子女縣長。女娃的爸爸、媽媽，都有很性格的表現。舒茨描寫不多，也勾劃出醜惡的嘴臉。書中出現無關的人物－小男孩羅傑（頁113），似乎可省。

　　著者最大的寫作技巧在於她能善用對話發展情節。一開頭，著者以第一人稱－「我」來寫作。筆者也喜歡用第一人稱來寫作：第一人稱是「我的觀點」，我有「不在場」的時候，「我」怎樣來說來我不在場的事情呢？一般是用「講故事」的方法，借「第二人稱－你」或「第三人稱他」的口來說。著者巧妙的用對話方式表達。例如第一九七頁女孩看出賀叔叔這晚的不善。「我媽媽用手轟開我。」「我退到我六米斗室，門小開。」著者運用「門小開」著，可以聽見賀一騎指責她爸爸不該在文學講習班提到問他合寫什麼什麼。這時「我」雖不在場，這是可以用「我的觀點」來寫「全知的觀點」。這一點值得有志寫小說的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