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　者：舞鶴
書　名：拾骨
出版者：春暉出版社
出版年：民國八十四年四月初版

壹、諸論

　　吳錦發在《悲情的山林》序言中提到：「我想這些小說所反映的問題不但對文學家有意義，甚至對民族社會學家、文化人類學家及臺灣歷史學家都有非凡的意義吧。」話中之意，便明白的透露出原住民文學所反映的絕對不單只是文學的意象世界，尚包括了極為多采多姿的原住民文化及生活面貌的描述與刻劃。

　　於是，吳錦發也提到原住民文學作品容易反映到的面向，他寫到臺灣在開墾之初，漳、泉一帶的閩籍移民來得比較早，占據了大部分平原地區，原住民作品（無論是小說、詩、散文皆是）大致反映下列一些問題：(1)山地弱勢文化面臨強勢文化侵凌之後呈現的價值失落；(2)原住民對平地漢人所撰寫歪曲歷史的抗議；(3)原住民傳統生活習俗的呈現…等（吳錦發，《悲情的山林》1998：4）。

　　面對原住民這樣一個文化上的弱勢族群而言，原住民色彩鮮明的文化風貌，以及他們族群的充沛活力與生活形態，極易成為被主流的漢文化給掩蓋的犧牲品。然而，又該如何以完整且忠實不帶任何偏見的方式來看待原住民的族群文化呢？

　　透過許多的文字資料、口述歷史、影像紀錄以及文學作品的展現，原住民族群的種種也開始有了更清晰的面貌與被認識的機會。因此，筆者想借由漢民族作家舞鶴的〈思索阿邦‧卡露斯〉小說，試圖一窺漢民族作家在對原住民族群進行小說書寫時，以何策略書寫上述這些現象？

　　於是，在其中，我們似乎可以從文字的紀錄和小說書寫的技巧窺見出著者對原住民的關懷面，漢民族小說對原住民的描述（當然這其中也包括了漢民族對原住民的觀看角度、刻板印象……等）所呈現出的面貌為何？

　　而小說的書寫又該如何藉由人物、故事和情節來完整表現原住民的生活面向？閱讀文本的過程又賦予讀者何種思考的面向？使用漢人的文字和語言是否可以完整表現原住民的族群面貌？也將是筆者所要試著探討的方向。

貳、「原住民小說」文本定義的認識

　　首先關於族群的定義，主要有兩種看法：「客觀特徵論」和「主觀認定論」。

　　客觀上而言，一個族群是指一群有共同體質、語言、文化、生活習慣等等的人群。從主觀而言，族群的認定不只是語言、文化血統等內涵，更是根據歷史、社會及心理因素所形成的「族群邊界」，這個邊界不一定指的是地理的邊界，主要是指「社會邊界」。（參考自周德禎〈從同化、族群認同到族群融合－以原住民教育作為討論的起點〉，《原住民教育季刊》，第八期，P66，1997/11）。

　　以上的看法僅就族群界定及認同來作為思考的方向，但是，同樣的，當我們試著去思考何謂「原住民小說」時，其認定的範疇也涉及到「客觀」與「主觀」上的界線。

　　這個問題的定義，依著不同的角度來審視所造成的說法也不一，有依創作者是否為原住民的身分來作為定位；也有以是否採用了原住民「母語」的書寫語言來論斷，但若依「客觀特徵論」和「主觀認定論」的看法來進行思考，原住民書寫的內涵與特質，所涉及到的層面可能更廣，其中有：批判外來文化與自省、開放與內斂、行動的慾望，以及等待的焦慮、歷史的重建與認同的危機等多元面向。（參考自彭小妍，〈族群書寫與民族國家－論原住民文學〉，1994：68）

　　在此，筆者無意針對此難解的命題下一真確的定義，但卻願意以多面向的思考方式來檢視「原住民文學」所引帶出來的一些層面，來看待其定義問題。

　　這似乎可以發現以較多元且廣義的看法，無論是在地理上、或精神上的遷移變更；無論是自願或非自願的（亦或是被迫），亦都容易導致生活焦慮和族群被迫的危機感等，所以，這麼說來，一切反映到原住民的相關性論述，和只要是書寫的題材鎖定為原住民族群部落的生活面貌、思想情感、觀念定位、抑或是族群文化的變革……等都可廣義性的列入探討。

參、本篇小說之著者及其小說大綱介紹

　　舞鶴，一九五一年生，臺灣臺南人，成大中文系畢業。

　　曾獲一九九二年吳濁流文學獎，作品多次入選為臺灣文學選集中，在《拾骨》一書中，蒐集了著者七篇小說（本篇小說〈思索阿邦‧卡露斯〉即是其中之一），寫作時間橫越二十年。

　　本文章取自舞鶴的小說集《拾骨》中一篇〈思索阿邦‧卡露斯〉當成研究的文本之一，而本篇小說所書寫的對象則是魯凱族原住民部落。

　　臺灣原住民各族的語言，大體屬於南島語系，由於主客觀條件的侷限，使各族都未能創作出自己的文字，但是分別歸於排灣、泰雅、鄒語群的原住民語言，書寫的文字在原住民的生活中是不存在的。然而，沒有文字的原住民族卻依然可以有其相當的文化傳承，其中口傳的故事、神話傳說便是它們與各族群的社會文化緣於歷史而產生緊密的關聯，其所指的是以口頭創作、傳播的一種文學，它主要是從事農、漁、獵與其他體力勞動者不運用書面文字所創作的。

　　口傳的文學在傳統原住民社會中，部族的長者講述神話傳說，或領唱祭歌，在一代代的傳與受中，一些屬於部落的神話故事、倫理觀念……等族群的文化傳承，更可藉由這些口傳文學內涵的重述或詠唱，而兼具有教育的功能，不僅是娛樂的工具，亦可激勵情志、鼓舞精神。（參考自浦忠成著（一九九六），《臺灣原住民的口傳文學》。臺北：常民文化。頁3-4）。

　　但是，口傳文學如果必須被記錄下來，或想不因長遠流傳而口傳失誤，文字（或符號性）的紀錄是必須的，而且除了原住民本身的口傳文學之外，所謂的「原住民文學」亦呈現出原住民族群的多種思索面向。

　　本篇小說所書寫的故事，便是以著者親身介入為小說中主角，以一文字工作者的身分來記錄與看待魯凱族的生活種種。

　　因為魯凱族主要以臺灣島南部區域－高雄、屏東的山區為其根據地，下淡水溪上游沿岸的山地和臺東縣大南溪上游的山地，即包括中央山脈的卑南主山、霧頭山、太武山等高山峻嶺的山嶽地區都在其範圍之內。（參考自魏桂邦譯，宮本延人，《臺灣的原住民族》。臺北：晨星出版。頁188。），在文中，舞鶴便以小說家觀察的姿態，描述魯凱族所居住分布的蜿蜒綺麗山林之美。

　　由於魯凱族文化與習俗，甚至部落形態與組織都和南鄰的排灣族大同小異，兩者最大差別，只能由「語言」上分辨出來。魯凱族人少勢弱，仰賴男子保衛和負起家族責任。而且魯凱族男子在十五至十八歲的青年時期，禁止交女朋友，須接受族裡嚴格的軍事訓練，不但要晚睡，還要早起，訓練的項目中尚包括了膽量、服從和「不吃不喝」的「絕食」求生訓練，所以，在舞鶴這數萬字的小說中，也清楚的將其族人的生活樣貌（包括有關的思想情感、文化價值、圖騰紋飾、魯凱族的男女情欲……等），皆以小說多元的書寫姿態，交插進行表現。

　　更因如此，舞鶴的這篇〈思索阿邦‧卡露斯〉小說，讓讀者得知魯凱族是一支組織嚴密、階級分明的種族，也讓我們對魯凱族多面向的認識。於是，這裡我們試圖以舞鶴這篇〈思索阿邦‧卡露斯〉小說來了解漢民族對原住民族的書寫策略為何。

　　從舞鶴這篇〈思索阿邦‧卡露斯〉小說的開頭，便敘述到「我在同一個深夜，在離霧台公路兩小時車程的深山部落大武，初見阿邦和卡露斯先生。我跟著同來研究山地文化的領隊介紹阿邦是：單打獨鬥的『攝影家』，最近不知為什麼迷上魯凱。」（舞鶴，〈思索阿邦‧卡露斯〉，《拾骨》，1995：187）我們可以看到，雖然舞鶴並不以站在原住民族群的身分來進行書寫，但卻以一種更客觀也更具說服性的角度來進行小說書寫。

　　甚至，舞鶴在書寫中也提及到：「比如我絕不敢自稱是時常坐在家裡的「作家」，必要時我自介是個『文字工作者』。」藉此，我們得以認識這篇小說，在進行對原住民族群的書寫策略，可以約略看到其漢民族書寫策略，如同舞鶴在小說中所言：「作為一個溝通者的角色」。這或許是許多漢民族對原住民族的書寫面向之一。

肆、一種介於「觀看」與「觀察」的書寫策略探討

　　當我們翻開舞鶴這篇〈思索阿邦‧卡露斯〉小說時，我們會發現，小說的篇幅是一篇中篇小說的字數，分別以幾個小節區開：

　　「初識阿邦和卡露斯先生」、「『十萬個為什麼』：為什麼阿邦信任卡露斯」、「『傷心無目屎以對』：某明治大學博士的論評」、「『獵什麼？你！』有位中年魯凱厲聲問阿邦」、「『好不嚇人』古流君筆記中的百步蛇」、「兩種風格：『爽朗』咯各‧咯各對比『孤絕』比阿紐」、「兩種辯證：『跟進』同時『尋根』阿邦、『寫作』同時『運動』卡露斯」、「青年魯凱光頭拉拜與社長沙勒君」、「由世足大賽的名腳起興到獵人的小腿」、「為什麼『最後的獵人』是『永遠的獵人』」、「『我更捨不得死了，』阿邦‧卡露斯說，『人生多美啊……』」。

　　從這些小節來看，舞鶴所要處理的內容是較輕鬆也較生活面的魯凱族人生活景象，但千萬別以為，舞鶴的企圖只是這樣，其實，從生活面的進入，到觀察，甚至做為文字的紀錄，舞鶴反而以其所謂「純中立的鏡頭」來看、來寫，如此更深入的看到生活中可供思索的面向，如：

　　很快他知道對別人來說最難纏的是「定位自己」的問題，而這個問題他輕易就找到了位置：他定位自己是「溝通者」的角色，因此他的鏡頭是純中立的，攝影的動作本身是「中介性」的，他既沒有「鏡頭侵犯」的罪惡感，即使有人侵犯到他的鏡頭他巧妙迴開內心也不覺得受傷。（舞鶴，〈思索阿邦‧卡露斯〉，《拾骨》，1995：214）

　　一番思想的「自我跟蹤－自問自答」，然後針對拍攝的對象作實質的跟蹤，按下快門之後這「跟蹤」的動作必需持續到可以詮釋一張影像的完整性。「跟蹤是有必要的。」（舞鶴，〈思索阿邦‧卡露斯〉，《拾骨》，1995：212）

　　不過，在這裡我們先必須思考一番，所謂「報導」與「創作」在原住民文學中所扮演角色的問題。很顯然的，在這篇小說之中，我們發現著者所採用的切入方法是一種以著者（舞鶴）自身為一類似田野調查工作者的身分，伴隨身為「攝影家」的阿邦一同為拍攝卡露斯先生的一個朋友的婚禮而進入魯凱族部落中，卻似乎又不脫一種屬於報導式的書寫策略的方式著手進行。

　　如此一來，我們便似乎發現到，在進行書寫的同時，報導與創作界線的拿捏確實也可反映（或造成）「觀察」書寫上角度的完整與客觀性，當然小說的意象世界的確容易造成故事的虛構成分，但是在文學中所添加的「報導」成分，對於較客觀的事實或田野資料的部分仍然可以保有呈現。

　　從小說〈思索阿邦‧卡露斯〉中，我們看到身為攝影工作者的阿邦和屬於文字工作者的舞鶴自己，可以說不但以「文字」的觀察紀錄，更輔以「影像」的紀錄，藉由一段又一段的文字陳述，著者舞鶴顯然也在進行對「族群紀錄」的主客觀問題做思考，所謂「相較於這些人思考出來的不穩定性，影像具有一種確定性，相當於實相的存證。」（舞鶴，〈思索阿邦‧卡露斯〉，《拾骨》，1995：204）這樣的文字也清楚的表明，一種界於「觀看」與「觀察」間的問題如何的被處理。

　　舞鶴採用了第一人稱的詮釋方式進入書寫，抱持著「觀察」且報導（甚至是記錄的）的角度。同樣的，小說在書寫的當下，如何處理所謂「觀看」與「觀察」兩者間的態度，當然也是極為重要的課題之一。一種默不關心處於「觀看」的心態，或者是深入其間，抱著同理心的「觀察」思考與反省的心態絕對是不同的，尤其是在面對弱勢族群文化的報導書寫上的創作更是值得思索。

　　在這裡，我們也同樣必須思考到，所以當我們很文藝性的來看待這篇小說的同時，我們更不能忽略掉它的指涉性意義，例如，著者在小說中所扮演的報導性角色，以及此報導性所涉及到的觀察性質、史實與文獻的正確性真假、以訛傳訛的不可靠性。由此可知，著者將自己轉化為田野調查學者所得的正確資料予以轉成小說形式的方式呈現，我想其用意絕對不單只是為了單純的「小說創作」，更重要的是將有關魯凱族族人生活的真實部分與思想情感的面向予以呈現並介紹之。

　　所以，如果在這樣的小說中去追根究柢的分析所謂純粹報導，或者是否是純粹創作，在分隔的界線定位也就更顯得模糊不清，且不易分辨。

　　於是，只想試圖撥開報導與創作的界線的用意，在這裡似乎就沒有絕對的必要性。

　　另外，在著者書寫意識的塑造與認同上，我們也可以略從文本中，窺見得知著者的書寫策略，我們看舞鶴在描述到他所親身接觸到的魯凱族人的生活種種面向時，所不自覺流露出對魯凱族人的感覺時，他寫到：

　　我的「思想」就停留至此，因為「感覺」要我去體會他們的頭飾、服飾以及手足動作之美。……流連在巷道這裏那裏，不知何時我有一雙懂得凝視、感覺同時想像的心靈的眼睛，這心靈之眼所凝視過的不管當時多麼激動都沈澱下來成為經驗的底層。（舞鶴，〈思索阿邦‧卡露斯〉，《拾骨》，1995：192）

　　以及，另外一段：

　　有時我在黃昏時候告別好茶，夕陽正在溪谷之間，而潺潺的流水不斷流淌而去，我們都知河流都歸向大海，但我常想那萬年處女瀑布之泉流瀉下來只為了歸向夕陽，它的自然化妝水可以千變萬化夕陽的胭脂。我凝視著這樣的夕陽，常心想我是不會再回到這個地方了，因為人不能一再的回歸，回歸是為了最後的寧靜，而在不斷的回歸之中沒有那種寧靜。（舞鶴，〈思索阿邦‧卡露斯〉，《拾骨》，1995：269）

　　當然，我們必須先了解這樣屬於著者書寫的作品，會富涵著者的思想情感是必然的（畢竟著者本身即是書寫者），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樣屬於著者表現在作品中的感覺文字，往往也是著者本身看待他書寫對象最直接也最清晰的內在的情感態度。所以舞鶴的文字之間，也是帶給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容易觸及心靈，甚至鑄成小說主題意識的重要部分。

陸、結論

　　漢民族與原住民之間建立起族群共存的同化意識確實是必須的，而且確實也包含很多層面，無論是文化的、社會結構、生理的、心理的認同，態度上不持偏見、行為上沒有歧視、公民權力上沒有衝突。

　　臺灣原住民族和漢族的融合，早期是以教化式的同化為主，而晚近則漸趨結構多元的同化。而原住民教育在教化式同化的原則下，母語為國語所取代，母文化也似乎日漸為漢文化所交融，當然，舞鶴這篇小說中所書寫到魯凱族的種種，也絕非只是單純的探討族群融合或衝突與否的問題，重要的是在小說中所牽帶出的「社會性」議題（其中自然包含著族群、思想文化、生活階層甚至是政治的諸多面向……）著者只是極為巧妙的將敘述場景與對話空間安放在一處深山的原住民部落裡娓娓道敘出來罷了。

　　但是，當我們在探討漢民族對原住民族書寫策略的同時，「文學」所要處理的一部分也正是「社會人生」的這個部分，且藉由著者所感、所思、所發以文字來為其書寫對象發聲，是否站在關心關懷的角度與層面出發，正是所有書寫創作者所必須思考到的。

　　正如舞鶴這篇小說中所反映到的「觀看」與「觀察」的書寫態度，也包含了小說書寫上的主客觀意識書寫問題，這其中當然也包括到弱勢族群歧視與看待的問題，這不只是小說的書寫所必須注意到的，更是身為讀者的你我也須認識了解的部分，如何正確且忠實的對原住民的種種面向進行客觀認識的書寫與報導，的確是值得我們好好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