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通常我們研究臺灣文學史，比較容易忽略了「原住民文學」這個尚待開發、並且十分重要的領域。文學不是虛偽的，有如何的情感、經驗、認知與想像，就能產生哪一類的文學。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不管它的人口多寡，只要有語言做為媒介，便具有創造文學、傳播文學、發展文學的基本條件，臺灣的原住民族自不例外。臺灣最早的居民是原住民族，「原住民」這個名詞，代表著臺灣原來的住民，這是一九八四年由「臺灣原住民權利促進會」爭取而來的。然而臺灣的原住民族在文化上也分成好幾個族群。從歷史方面來考察，臺灣直到十七世紀左右，才開始有中國大陸的漢民族移民來臺定居，特別是以福建省和廣東省居民最多。而後，臺灣曾有一段時間受荷蘭人統治，明末的鄭成功也在臺灣建立過政權。及至清朝領臺，漢民族才大批移居臺灣。在此之前，臺灣的漢民族人口約只有十幾萬人左右，但至晚清時期，約略已至二百多萬人左右。西元一八九五年，臺灣因馬關條約的緣故被割讓給日本，自此開始了日本統治的時期；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臺灣回歸中國統治；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播遷來臺，許多原居中國大陸各省分的人也隨之來臺，帶來了多元的文化和風俗習慣，經過半個世紀的共同生活，才塑造出今日臺灣的新風貌，也讓不同的族群融合成所謂「新臺灣人」的觀念，不管任何政權移植到臺灣，原住民幾乎都是臺灣居民中不變的成員之一。

　　但是原住民似乎總是弱勢的一群。如今在臺灣為數約二千二百萬的人口中，原住民族的人數至今尚未達四十萬人，在比例上不過總量的百分之一點七左右，可謂微乎其微。但他們卻是「新臺灣人」概念中不可或缺的家庭成員之一，其重要性實不容忽略。然而事實上他們的處境又是如何呢？有個故事敘說著現今原住民處境的故事，或許反映了今日原住民的處境。大意是說：有一家原住民失去了工作，一位媽媽帶著兩個年幼的小孩，流浪在海邊，住在用破木板搭的小房子，以撿鵝卵石為生。（註一）聽來雖然這是個個案，但卻反映了多數原住民弱勢的處境。近年來，國內因開放外勞進入國內工作，使得原本謀生不易的原住民勞工更嚴重的失業了。如果我們再不注意，這樣的外勞政策只會使原住民再一次受到傷害，再一次的被犧牲，直到消失滅絕的一刻為止。難怪出身於原住民的知識分子要以手中之筆來描述其同胞的生活狀況了。這些原住民作家的動機，就如當年臺灣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臺灣文學前輩們諸如：賴和、楊逵之類，要以筆代劍，對殖民統治者宣戰了。套用一九二○年代臺灣文學前輩黃石輝先生的話說：「你是臺灣人，你頭戴臺灣天，腳踏臺灣地，眼睛所看到的是臺灣的狀況，耳孔所聽見的是臺灣的消息，時間所歷的亦是臺灣的經驗，嘴裡所說的亦是臺灣的語言，所以你那支如椽的健筆，生花的彩筆，亦應該去寫臺灣文學了。」而田雅各等原住民文學家，正是這種日據時期臺灣文學精神的寫照。

貳、田雅各與《最後的獵人》所呈現的意象：

一、原住民作家田雅各出現的時代意義：
　　考察當代的原住民文學作品，特別以小說形式出現的作品中，大致上呈現了下列的主題：即反映山地弱勢文化面臨平地強勢文化侵凌之後呈現價值觀的失落面、原住民對漢人所撰寫的歪曲歷史的抗議、原住民關於其傳統神話的闡釋、以及原住民傳統生活習俗的呈現，諸如此類的題材。這些小說作品的價值，不管是在文學方面或是民族社會史方面，甚至對於文化人類學及臺灣歷史研究而言，相信都有其特殊的價值。

　　田雅各於一九六○年出生，本名拓拔斯‧塔瑪批瑪，田雅各是漢名，屬於臺灣布農族人，他是懸壺濟世的醫生(西醫)，也是傑出的原住民作家，他的筆寫出動人的原住民文學。著名的作品集有《最後的獵人》、《情人與妓女》等。田雅各的出現對於臺灣文學界而言，顯然是有特殊意義的，而這個意義也唯有在原住民族群中才顯得特別，畢竟原住民文學是臺灣文學中重要的一部分，過去或許缺席，如今卻逐漸有後來居上之勢。除了其文學作品的內涵受人肯定外，最大的意義在於原住民的生活終於可以由原住民自己的文筆來反映了，而不再需要透過漢人來代筆，怎能不令人感到喜悅？田雅各的小說讓平地漢人能靈活並且全盤的進入原住民的生活領域，包括對其文化、傳統生活的了解，並且橫跨了過去、現在與未來等時空歷程。更重要的是，它的出現修改了傳統呈現在報章雜誌甚或學術刊物中的「刻板印象」。那種感覺，就如同這些小說中的人物就是自己的左鄰右舍，是那樣的活靈活現，是那樣的鮮活，彷彿可以聽到他們的腳步和問候聲。誠如宋澤萊所說：「田雅各的寫作很像原住民的織布技巧，細細的、不帶商品味的、非速食的，是傳統那種手工藝延伸過來的一部分。」（註二）至於田雅各的創作動機為何？據其表示，他的創作是從詩開始，但是後來發現用詩的形式，沒有辦法表達布農族的所有東西，因此就改以小說為主。這亦說明了：寫小說或者敘述故事，已成為平民知識分子，近來參與歷史與現實之塑造的獨特方式了。也反映了當代的小說在面對變局時所提供的反省和批判能力，比起其他文類，更能豁然地呈現出來。（註三）

二、《最後的獵人》所呈現的意象：
　　《最後的獵人》這篇小說作品，是田雅各描述原住民狩獵的故事，這件作品曾獲吳濁流文學獎的首獎。傲人之處在於成功地反映了原住民狩獵權被剝奪的另一事實。這篇作品寫於一九八三年，是描寫布農族人的小說作品。這篇作品描述了原住民巫術、禁忌、神靈力量、道德宗教等的內容意涵與傳說，在現代文明社會人們不易接觸到的超現實或人的精神事務，透過小說形式達到普及化的功用。這篇小說深達人類的非理性層面，卻又呈現原住民傳統生活的面相。在田雅各筆下，森林的眾樹和動物、土地和水、月亮和太陽似乎都成了有生命的東西，會向我們訴說似的。

　　故事的內容大致是說：有一位名叫「比雅日」的青年，他很會打獵，是父母唯一的男孩，不僅胳臂堅強，並且身體壯碩。比雅日和妻子「帕蘇拉」很困難地在山村，過著烤地瓜為食的生活。新婚不久的比雅日夫妻間常發生爭吵，因為流產後的帕蘇拉要他去平地做臨時捆工，唯有如此才能「買幾件毛衣，…就不需要為冷天劈木材」了。然而比雅日並不是不理會妻子帕蘇拉要他去平地做工的要求，事實上他曾去平地的搬貨場做捆工，可是只做了五天，就因裁減員工，把身強力壯的他給裁掉了，他氣憤地回到山地，準備固守父親傳下來的祖訓：「不是農夫就是獵人」。後來，當比雅日和妻子一陣口角後，決定進入深山去打獵，他想去獵一隻山羌，好讓妻子補一補身體。十二月的早晨，比雅日騎了機車，帶著獵狗出發了，在一路上人煙無蹤且海拔二千多公尺的森林破工寮裡停車、喝水後，又繼續騎車越過海拔三千多公尺的產業道路，一路上捕魚填飽肚子，並且在山洞裡睡覺。第二天又在草叢早先所設下的陷阱，找到一隻死狐狸，經清洗後，成了比雅日第一隻獵物。午時，比雅日遇見三十公尺外，一隻山羊瞪他，但又逃掉了，他又搜索，沿山谷河床而上，發現五十公尺外有動物尾巴露出來，正要下坡，他匍匐前進二十公尺，朝動物開槍，命中，原來是一隻公的山羌。次日，比雅日走回產業道路，走去取機車。卻在檢查哨被警察攔住。不是臺灣人的這位警員罵比雅日並重申禁獵的命令，威脅將把比雅日送進監牢。最後，比雅日在受威脅中和警員妥協，給了警察山羌，而比雅日則只留下狐狸。他要給妻子帕蘇拉補流產後身體的美夢也破碎了。《最後的獵人》雖然不是極為長篇的小說，但卻呈現頗為微妙的意義。

真實原住民狩獵經驗與狩獵權被剝奪的控訴：
　　描述原住民狩獵的文學作品，當然不是只有田雅各的作品，例如鍾肇政也寫過《獵熊的人》。但是仍難免會站在漢人、平地人的經驗去敘述，難以深入描述狩獵對於原住民的意義。例如「射殺紅鳩會破壞獵人的運氣」這種打獵的禁忌，絕非漢人所能理解與知悉。這篇小說的描寫細膩，呈現出原住民打獵的機警與智慧，再則，山景的描寫栩栩如生，充分表現對於山地的熟悉，若非出生於山地、成長於山地者，難以具體描述。如森林變換的姿色及野獸飛禽出沒的蹤跡一覽無遺。

　　但是，田雅各的重點其實在於最後對原住民狩獵權被漢人剝奪提出的控訴。狩獵對於原住民而言，已有數千年的歷史，但是事實上呢？漢人政府居然在一朝一夕之間廢止了它，原住民的生計及戶外活動從此被剝奪了，平地人無視於原住民的權利莫此為甚。伐木、狩獵等謀生方式既然行不通，也難免流落城市去謀生了，做工或出賣肉體？一般人對於原住民的觀念總是非常「吳鳳式」的，總免不了茹毛飲血，出草殺人的野蠻、未開化的印象。甚至認為他們之得以開化，完全是我們漢民族賜予他們的大恩大德。如小說中的漢人警察所說的：「你們殘忍成性的山地人，本性難移，政府讓你們生活無憂無慮，免於外患，你們反而好吃懶做，骯髒不守法，你不懂法律嗎？應該把你們獵人都關進牢裡，好好教育一番。」這種說法與語氣，與臺灣文學先輩們描述日治時期的日本警察有何相異？再則，森林原本屬於原住民所有，然而，漢人卻認為是財產，以漢人的思想、制度強加於原住民身上，「盜取森林的產物，可說是小偷。」這些漢人的法律制度與價值觀強加於原住民身上的不公平與不合理，相信都是值得大家深思的。

原住民生活習俗與社會問題的呈現：
　　當大地出現人類以來，原始的住民們震於大自然中不可抗力的狂風暴雨、水旱災、地震等，以及生病、死亡這類不可控制的夢魘，有感於大自然的神秘，不難想像他們已能伊伊唔唔地表達內心的情緒，當然也能展現心理的愉悅。其實，類似這種原始、簡單的方式表達內心情感思想的行為，也就是臺灣原住民族最早的文學表現。小說雖以創作為主，但創作的來源必定有所本，絕不會憑空創作。透過小說作品的閱讀，更能清晰、完整地呈現當時各階層的心理、人格、遭遇與命運。特別是臺灣的小說作品，對「人」的關懷同情，經常是小說作者注目之處，透過小說人物的塑造與活動，作品中各人物形象、思想性格得以呈現，同時經由人物與情節的營構，也展現出當代臺灣社會各層面的生活，及臺灣人所處的現實環境與歷史背景。在《最後的獵人》中我們不難發現田雅各對於其族人生活習慣的描寫，諸如：在主角比雅日狩獵「經過一家雜貨店前，那沾滿灰土的櫃子裡沒有幾樣貨品，但一年四季從不缺酒類與檳榔。」無形中我們不難發現原住民對於酒與檳榔的依賴程度之深，田雅各固然描寫的是布農族人的情況，但是打開報章雜誌，幾乎給人留下原住民喜歡喝酒與吃檳榔的習性。這是原住民中極為嚴重的社會問題。身為原住民知識分子，又具有醫生身分的田雅各，相信有其特殊的看法吧。

　　我們都知道，作家並不是將過去的記憶都作為文學創作的材料；因為一個人從小到大有許多的經歷或見聞，有些被記得，有些被忘記。文學創作中，不是所有被記得的過去都會被寫入。然而，文學創作中所提到的題材及內容，是著者認知本身在社會中的自我形象下，刻意選擇、組合的「過去」，以陳述他對社會現實的反映。在七○年代以後的臺灣文壇，雖然以鄉土文學和第三世界文學的論爭，以外省人作家和本省人作家的對立為主，但卻未發現有原住民作家。鍾理和和鍾肇政等漢族作家以山地和原住民為題材的作品固然也有，但基本上的觀點與出發點畢竟不同。我們知道文學能反映歷史事實也能反應社會問題，文學與歷史不只是一種聲音；許多不同時代、不同人群，都在爭著述說自己的過去，爭著將自己的過去一般化，以成為當代的社會記憶。「下霜季節來臨，田裡的稻桿收回倉庫，年輕人都下山尋找臨時工作，補貼寒冬的取暖物品。」原住民人口外流的嚴重與進入漢人社會的弱勢與不適應，相對於漢人與原住民而言，都是難以解決的問題。有歷史良知的漢民族知識分子，我們難道不應該誠心誠意的重新檢討以往我們對待原住民族的種種態度？

參、臺灣原住民小說呈現的意義：

　　不管是歷史、文化，靠語言、文字的傳遞與保存，薪火相傳直到永遠。文字的真是世代傳遞的忠實記錄者，文字的善將智慧與經驗的累積變得豐厚，文字的美則讓人類的心靈越過時空隔閡產生和諧的交流與共鳴。「文學」作為文字最精華的呈現，具備著真善美的最高形式，真實的傳達每一位創作者對自己、對社會、對歷史的情感，顯露出人性底層的關懷與摯愛。

　　臺灣的原住民族，由於整體人口與力量居於絕對的弱勢，所以不免有更多艱辛困頓的遭遇，因而作品中難免呈現出諷刺或者反抗的內涵，《最後的獵人》即是一例。不過，原住民文學亦有可愛的一面。畢竟原住民文學就是真實的反映原住民內心的感受。由於社會文化整體結構上的弱勢，使原住民的文學在以前不受重視，但是近年來，隨著臺灣社會的多元化，民族自覺意識的甦醒，使整體社會察覺原住民族的存在，原住民族本身也發現自己從久遠的年代起，就已擁有非常豐富的文學，更發現藉著文筆，也能耕耘出自己的一片天空。

　　歷史的功用就是可以藉歷史記錄，來了解古今人類興衰變化的原因，作為後人對於未來行事發展的參考。歷史學者法蘭西斯培根說：「歷史，使人變聰明。」而文學卻使人更為接近自然。近年來，臺灣史的研究固然蔚為風尚，然而對於「原住民族」這個領域尚有待發掘，甚至投入的資源也還不夠，但他(她)們可是臺灣不可忽略的民族啊！原住民的文學必須真實的反映其族群的歷史經驗，才具有獨特的價值。近年來，原住民族聚落的崩解、人口的外流，以及形成的社會問題，在在需要政府與民間的重視。可喜的是，隨著都市原住民人口的增加，受教育的人口也隨之增加，對於原住民的文化水準與寫作能力的提升亦有所助益。當然，隨著遠離家園，對於懷念原鄉情懷的表達與抒發，亦將逐漸增多。過去的傷痕，不管是心裡創傷，抑或對其精神及物質上的照顧，政府與民間都應該責無旁貸負起責任，學術界更應該全心全意的投入研究，為臺灣歷史保存豐富的文化資源，並且需要肯定原住民族在臺灣文學應有的地位，即使在臺灣史、中日關係史或國際人權史上的歷史定位亦然。對於即將進入二十一世紀的臺灣而言，島內弱小且壓抑的原住民族之人權與定位，政府都應該以「一視同仁」的心情，去扶持原住民的生存與發展，畢竟他們都是未來「新臺灣人」的主要成員之一，這也是今後的歷史學界所應正視的課題。雖然晚了一些，但現在開始總算還來得及。這是一個進步，也是臺灣民主化過程中彌足珍貴的資源。

肆、結語：

　　臺灣的原住民屬於南島語族，與構成中華民族整體主要人口的漢藏語族，彼此在語言上有相當大的差異，所以在文學的創作中可以發現原住民族出身的著者與漢族身分的文學創作者雖然都使用中文，但差異點卻是十分清楚。由於文化背景的不同，也能營造出相異的文學情境與風格。未來，我們在展望二十一世紀的同時，也要特別重視臺灣歷史的發展。幾個世紀以來，臺灣接納了許多不同的民族，也融匯了許多不同的文化，發展成為一個現代化的文明國家，並以此為基礎，來開創更恢弘的未來，這也就是臺灣存在的事實與意義。決定一件文學作品好壞的標準，主要在於它本身創作的藝術水平，以及它的中心思想。文學的形式技巧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中心思想與當代背景的互動關係，才是決定作品本身生命力的關鍵所在。相信這也是原住民作家田雅各一出書就能一鳴驚人的原因。這是個好的開始，隨著原住民教育水準的提升，相信有更多的作品與作家會相繼出現，然而，對於日漸失去原有文化色彩的原住民而言，文化與語言的斷層卻是一大隱憂，但願未來能有效克服這方面的問題。

註釋

• 註一：吳尚任，〈有一種候鳥，叫做外勞〉，《臺灣新文學》第八期，一九九七年八月十五日，頁五十八至六十一。
• 註二：引自宋澤萊，〈布農族贈予臺灣最寶貴的禮物—論田雅各（拓拔斯．塔瑪匹瑪）小說的高度價值，〉《臺灣新文學》第九期，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五日，頁二五三。
• 註三：參見鄭明娳主編，《當代臺灣文學評論大系》。《小說批評卷》，臺北，正中，頁二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