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藝術，對台灣來說，充滿了矛盾的現象。第一個現象是「陌生與冷漠」。
台灣民眾對公共藝術是模糊又迷惘的，早期很直接的反應是：「這是蝦米」？這幾年來文建會大力推展公共藝術，當然已不會有這種反應，但公共藝術究竟是什麼？很多民眾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不就是放在公共場所的大雕塑品嘛。」這已是民眾對公共藝術最接近真實的理解了。
公共藝術與地方風水的衝突
但民眾對公共藝術的陌生還是產生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事。例如，95年高雄市的「武德殿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是個以獅子為造型的大型公共藝術，設立在哈瑪星傳統聚落街坊上，這裡有學校、傳統市場及文化古蹟，是一個相當複雜的社區，在設立過程承辦單位夾在經費籌措進度嚴重落後及預算核銷時程逼近的雙重壓力下，勉強完成，但設立後卻頻遭社區民眾白眼，他們認為獅子會影居民的生命（也就是說會折壽），里長甚至提出抗議說：「這件作品完成後，社區裡的老人死亡率突然提升。」社區民眾認為這件作品壞了他們的風水。
結果，這件爭執的解決方式是藝術家在獅子嘴巴裡放了一個紅綵球。
這算是雙方各讓一步的妥協，但這個妥協卻充滿了荒謬。
社區民眾會因為這樣而喜歡這件作品嗎？不會。這只是件曾經危害「社區風水」的石獅子。
藝術家被迫在他的創作品中加上無聊又俗氣的紅綵球，他會怎麼看待這件作品？那等於是一件被毀容了的畫，沒有價值了。
基本上，這件公共藝術很失敗。失敗在民眾的觀念及人文素質、失敗在藝術家的無法堅持。
事實上，這就是台灣的工程文化，蓋好前沒人知道會蓋出什麼，建築物這樣，公共藝術作品也一樣，作者與民眾沒有事前的溝通，也因此，事後民眾也不知如何面對這個作品，從而變成長期冷漠。
公共藝術成為爭搶的肥肉
第二個現象是「搶了再說」。
對藝術家來說，公共藝術是一塊肥肉，因為公共藝術經費是依法從公共建設經費中提撥一定比例出來的，公共建設是政府最龐大的預算之一，所以提撥出來的公共藝術費用也很可觀，以台灣文化部門預算的貧瘠來說，公共藝術經費在文化經費中占了很高比例，可以說是文化建設的急先鋒，所以，這塊肥肉大家爭食。
對窮哈哈的藝術家來說，文化預算裡實在擠不出東西給他們，他們只好搶公共藝術的經費；對那些有承辦公共建設的公部門來說，趕快把公共藝術這個他們自己也不了解的東西發包出去，也是個很迫切的事，所以，公共藝術發包案滿天飛，量是不少了，但質呢？
有人標案全台走透透，內容都大同小異，有人以搶到錢為主，至於作品，隨便啦，反正就是弄個所謂的藝術作品放在業主規定要放的地方。
於是，連高山的電塔工程及郊區的靶場工程，都有人去標公共藝術，他們不管在這裡設置公共藝術有多不妥，他們希望的只是能爭取到經費。
對很多公部門的承辦人，公共藝術是很麻煩的東西，他們不懂，所以害怕，他們最怕的是充滿創意的作品，每多一分創意，就讓他們多一分困惑，這樣好嗎？那是什麼？長官會怎麼想？民眾又會怎麼說？所以，他們對公共藝術的案子是沒有熱情的，他們不會想到公共藝術作品的最大受惠品是他自己的部門，他跟他的同事，他只希望趕快結案交差。
沒有熱情的承辦人員，是辦不出好案子的。
公共藝術也可以充滿對話性
第三個現象是「公共藝術M型化」。
無可否認地，台灣的公共藝術呈現很嚴重的城鄉差距，台北市當然是「巨富級」，教育部更是不遑多讓，以30％的比例高居95年度第一名，而像南投縣、花蓮縣、台東縣、新竹縣及基隆市就掛零，更慘的是文建會，也名列掛零之列。
經費分配有M型化，案件規模也有M型化，以95年度中部地區的公共藝術申請案的經費來看，70%是100萬以下的小案子，最低可以到一件16萬，但像東勢高工新建校區案，就高達752萬元，但這跟中央動輒上千萬的案子比，仍算是小巫。
有人就說，如果把台北市的公共藝術作品都搬到台南，可以把台南變成公共藝術叢林，但在台北，這種數量的公共藝術卻仍嫌不足。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建築師黃健敏帶了一個考察團到歐洲參加德國卡塞爾公共藝術展及敏斯特公共藝術展，也到荷蘭鹿特丹走了一趟，看了當地的公共藝術，對於台灣公共藝術發展面臨的困境，有些啟發。
他們發現，城市本身能藉公共藝術與外界對話，卡塞爾城就是這樣。這個五年一次的展覽，不但推銷公共藝術，也推銷卡塞爾城。
公共藝術也可以充滿對話性，例如，敏斯特公共藝術展的作品「Trickle down」，說的就是批判公共空間私有化的理由；另一個作品是畫滿各種不同城市代表性動物的壓碾機，也是對環境保護問題的一個看法表達。
黃健敏也提到，鹿特丹的公共藝術充滿了對二戰傷痛的懷念，例如，鹿特丹在1940年5月10日至14日遭到德國空軍大轟炸，整座城市幾被夷平，雕塑家柴特克就以「沒有心的城市」為主題，呈現鹿特丹曾遭遇的這個浩劫。
這座高達6公尺的作品，已成了鹿特丹的重要都市意象，也是鹿特丹的地標之一。
這個考察團發現，讓人意外驚喜、會心微笑的公共藝術作品，永遠是都市滾滾紅塵中的一帖清涼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