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就讀屏東車城國小，讓詩人李敏勇對車城、恆春特別有故鄉的感情，到海邊玩、看電影和歌仔戲，更成為他腦海中記憶鮮明的童年印象。而遼闊的大海、對台灣鮮綠的土地之情，也在他的詩世界中，形成重要的精神元素。

　　考上第一志願高雄中學後，喜歡文學的李敏勇，開始閱讀詩刊、詩集，《創世紀》、《現代文學》、《文學季刊》等重要文學雜誌，以及存在主義文學，都是他此時愛讀的讀物。另外，他還接觸了《自由中國》、《文星》等政論雜誌。在初中階段，文學、哲學和政治開始了他的重要啟蒙。

　　當兵時，他開始嘗試投稿到報刊，第一篇散文在《中央日報》副刊「人生座右銘」發表，從此啟發了他往後漫長的寫作生涯。
由於他在服兵役期間，正好是越戰末期，美國軍機經常飛到清泉崗。這個間接經驗，成為他日後書寫反戰詩作的動力。

　　除了投稿到報刊之外，他也在詩刊上發表詩作，其中《南北笛》曾以專欄推薦他的詩作。1968年，他開始在《笠》詩刊上發表大量的作品，從此成為《笠》詩刊的主力詩人。隔年，他將過去寫作的詩和散文集結出書，取名為《雲的語言》，交由林白出版社出版。

詩作批判性強烈

　　《雲的語言》處女作出版之後，李敏勇的詩風開始轉變。當他寫出了具有反戰精神的〈遺物〉一詩，不但讓他找到了自己書寫詩作的定位，也從此告別了青年時代的虛浮華麗及婉約浪漫。

　　他的詩內容涵蓋政治、歷史、文學等層面，也見證了台灣的歷史進程，讓讀者從他的詩中可以得到反省和沈思。他的詩以抒情為基調，對社會、現實、政治充滿關心，有對戰爭的反省，有對哲學的觀察，有對現實的批判，也介紹西方和第三世界的詩，更傳達對美學的概念。

　　「小時候看海時，我常感覺到自由，長大後以寫詩作為對社會關心的工具，這也是一種自由之路。」李敏勇表示。

　　1970年，他加入《笠》詩社，開始閱讀大量歷史書籍，唯一令他不滿又莫可奈何的就是沒有台灣史。1971年，他開始譯介坦米爾（Tami）詩抄、美國詩人摩溫（W. Smerwin）詩選，都發表在《笠》詩刊上。因為詩的表現傑出，讓李敏勇和吳晟獲得全國優秀青年詩人獎的肯定，不過他最後拒領。

　　同時，李敏勇又在《笠》詩刊43期發表詩評〈招魂祭〉，批評詩人洛夫的詩認識和態度，引起詩壇廣泛的討論。這個被稱為「招魂祭事件」的風波，也宣告了李敏勇所代表的本土青年詩人對於當時主流詩壇及其脫離現實詩風的強烈不滿。

　　只要讀過李敏勇的詩，都可以感受到他寫詩的批判性很強。「詩人要參與社會運動，我常想，詩要介入社會，究竟是要歌頌？還是批判？當然是詩要去批判政治，直到政治停止干涉詩為止。」李敏勇強調。

　　儘管批判性強烈，他仍帶著一顆溫柔心，在最新作品《經由一顆溫柔的心：台灣、日本、韓國詩散》中，可以了解到他身為一個詩人、評論家、異議分子的文學跨國視野與情懷。

　　回顧東亞鄰國的戰後詩情，以戰後為共同舞台，以詩為共通語言，有重建、再生、悲憫與反思，李敏勇期待以文學、文化的力量，呈現對台灣最深刻而永恆的關懷，也為當下歷史留下深刻見證。

　　這本書中集結並賞析二次戰後台灣、日本、韓國三個東亞國家，其戰後詩人之血淚創作。二次大戰後，日本因戰敗羞恥、原子彈摧殘，罪與罰同時降臨，詩情在在顯露戰後的反思。韓國受日本殖民而後獨立、分裂，詩情更突顯其悲壯、強悍的民族性。而台灣光復後因二二八、白色恐怖等政局變動及語言轉換紛擾，同期詩人便顯得沉默也悲情。

為所當為的詩人

　　以詩揚名的李敏勇，學習用台語寫詩，更是形塑台灣國民心靈的精神領航員。

　　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發生，擔任《笠》主編的李敏勇開始積極參與，並舉辦討論殖民地統治和太平洋戰爭經驗的大型研討會，專題介紹日本的戰後詩人、海外的詩和文學運動等。

　　主編《笠》詩刊期間，李敏勇使《笠》在詩壇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不僅是一份詩刊，更成為推動台灣文化的主要媒體。此外，他本身也熱心投入當時的黨外運動，成為民主運動的支持者，關心政治犯和人權議題。

　　70、80年代的李敏勇，寫詩勤快，詩作更勇於觸碰台灣社會、政治與歷史的敏感話題。他長期關照台灣的政治、社會、文化發展，可說是當代最具指標性的評論家之一。

　　原來，李敏勇心目中的詩人，本來就應該觀照政治與社會情境而有文明批判的能力，並能夠提出觀察和批評，為熱愛的土地寫下自己的眷戀與期許，更要成為為所當為的詩人！

　　1987年夏天，應美國台灣同鄉會之邀，李敏勇到美國各大城訪問演講、朗讀詩歌。他在美國加州太平洋岸鄰近聖地牙哥的海邊，望向台灣的方向，就在得知台灣解除戒嚴之際，關心台灣的民主的他，想起當時仍流亡美國的波蘭詩人米洛舒（C Milosz）的一首詩—〈禮物〉。

　　米洛舒是李敏勇敬仰的一位詩人，〈禮物〉描述他若獲自由時的愉悅，「挺起身來看見藍色的海和帆」，象徵自由的信念，是米洛舒離開祖國及回到祖國的理由。

　　另一位李敏勇景仰的詩人是俄籍猶太裔流亡美國的布洛思基（J. Brodsky），47歲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布洛思基，選擇不回去蘇聯解體後的俄國，因為對布洛思基來說，他的國家已不存在了，他堅信圖書館比國家更強大，認為帝國並非依靠軍隊，而是依靠語言來維繫。

榮獲國家文藝獎

　　從1987年迄今，20年來，李敏勇持續寫詩，出版詩集和散文集，編選詩集，也應報社、雜誌之邀撰寫評論、專欄，生活不脫文學、文化評論及文化運動。

　　今年他榮獲第11屆國家文藝獎文學類得主，得獎理由是「從事創作40年，其作品以詩作、散文與文化評論為主。其整體表現，具有卓越性與累積性的成就。展現台灣戰後世代的恢弘格局，在介入社會與關懷土地的書寫中，與公共領域對話，表現台灣的歷史景深，呈顯獨特的藝術風格。長期譯介外國詩人詩作，對於台灣文學與國際文學之交流，卓有幫贊。」

　　在讚詞中亦寫到：「李敏勇的文學成就，集反戰精神、歷史思索和現實批判三者於一身，因此開創了詩的文化論述之路，為台灣詩壇開創了以詩論政、以詩論史的開放空間，也為詩的文化論述建立了典範。」

　　在得知獲頒國家文藝獎時，李敏勇想起了自己寫的一首詩〈國家〉：
「我的國家
只隱藏在我心裡
沒有鐵絲網
沒有警戒兵
用樹葉編成的旗幟
飄揚在風中
樹身就是旗桿
遍佈島嶼的土地
有鳥的歌唱在樹林裡
隨著風的節拍回應自然的呼吸」

　　李敏勇指出：「我的國家—台灣，在特殊的歷史構造裡，也在海島的地理構造裡，更是我精神的土壤。」

　　詩的路途是李敏勇不持有地圖的旅行。他說，要感謝世界上已留下許多意義重量的詩人前輩們，讓他摸索著前進的旅程，加上許多詩的燈塔放出意義的光，引領著他批判的方向。

　　「我要感謝媽媽，讓我在自由的台灣，可以選擇寫詩、文學這條路，在我的人生中得到許多女性的愛護，包括媽媽、妻子和兩個女兒，支持我以一些紙和墨水，書寫意義的符碼。」李敏勇感恩的說。

　　詩讓人進化，李敏勇相信讀者可以透過詩集、作品與他對話，甚至陶醉在他的吟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