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孔子一生及其思想的專著已多如牛毛，如果我們還要提及克里爾（H.G.Creel）的這本＜孔子與中國之道＞（Confucius and the Chinese Way），顯然是因為他特別著重釐清孔子一生及其思想的「傳說」與「實情」，而從後者出發來認識孔子，我認為，這種試著還原孔子本來面目的努力，及至目前仍屬罕見。

　　關於孔子，為什麼會有「傳說」與「實情」的問題呢？克里爾認為，自孔子一去世，粉飾「實情」的「傳說」就開始了。孔子一生沒有什麼大的起伏，他的主要抱負無一兌現。他的思想，在他活著的時候並未受到賞識，然而，由於其弟子在各地入仕或講學來宣揚他的思想，自他死後約兩百年間，儒家也漸漸地壯大起來，並擴張其影響力。這個過程，也使他的諸多學說歷經變化和闡釋，外加上敵對的思想派別起初是攻擊和嘲弄他，後來又利用他，其中最嚴重的是極權主義的法家，也把孔子變成一個極權主義者，他們借他之口傾吐極權主義的情愫，甚至寫入最受後人尊敬的儒家經典裏。這種情形到了漢朝，由於漢武帝擺出贊助和拉攏儒家的姿態，致使其開始更被濫用為替專制政治作辯護。孔子的一生及其思想，就在這些支持者與反對者的各說各話下，受到了極大的扭曲，尤其是他本來內蘊著許多民主的元素。

　　讓我們從頭來說。首先，克里爾懷疑＜左傳＞所記錄孔子的詳細家系，尤其是關於孔子為商王直系後代的說法。然而，孔子的祖先極有可能是低級的貴族，那時的中國，由貴族淪落到耕種是瞬間的事，這並不是說孔子一定做過農夫，但，卻能解釋為何孔子雖自承「少也賤」，卻受過教育，閑暇時還會去追求諸如射箭和音樂之類的知識。

　　關於孔子受教育的途徑，今日可見的記載都不大清楚。弟子子貢說他「無常師」，但，這不一定是說他無師自通。由＜孟子＞裏所記的一段話略可探知，他可能做過倉庫管理員，也曾負責飼養畜牲，從這些文書雜務的處理中受到基礎教育。由於有著卑微的過去，使他對普通大眾有著深切的同情，這種同情，使得儒家有一最大的特色，便是重視教育。孔子曾表示，他從不回絕一個有大志的青年受他教育的機會，無論那個青年有什麼樣的過去，當然，也無論他有多卑微。

　　並不奇怪的是，孔子始終認為自己是最有資格管理政府的人。然而，克里爾認為，傳說關於孔子曾在魯國居高位，並在許多政事扮演主導角色並不確實。譬如＜左傳＞記載公元前五百年他作為魯定公的助手（相）參加與齊國的外交會談（夾谷之會）。在那裏，依靠他的勇氣和智慧，挫敗綁架定公的圖謀，並迫使齊國退還自魯國奪去的土地。果真如此，這麼重大的事件，為何＜論語＞與＜孟子＞都隻字未提呢？

　　另外，包括＜左傳＞、＜孟子＞與＜墨子＞在內，都說他一度是魯國的司寇。乍看這似乎是真的了，可是，沒有人知道孔子任司寇時都做過些什麼，除了編年史家用荒唐的事情來填補這段空白，如他當場處決少正卯，和將「制作不合常規的衣服」的罪名列為死刑。克里爾認為，孔子做司寇本來就是不可能的。這個重要的官職，一般是由顯赫家族的首領來擔任。孔子的弟子極想要他們的夫子有這樣的位子，一旦他能成功得到它，很難相信＜論語＞不去記載。然而，這部書卻從未說過他得到任何高位。也許，孔子未入仕的確使很多儒家的信徒感到窘迫，孟子認為孔子做過司寇的說法只說明了：一百年之後，儒家的傳奇便產生了。

　　然而，幾乎毫無疑問，孔子是能得到官位的，如果他情願不講任何條件地接受它的話。但，孔子辦不到。他不但想要在政府中有個位置，他還想要有真正的機會，以便糾正他所謂突出的弊端。那些政府的主持者不願給他這樣的權力，是可以理解的。不過，在他的弟子都逐漸飛黃騰達，而他卻沒有職位，這在重視面子的中國人而言，未免有點奇怪。另外，孔子與支持公山弗擾反對季氏叛亂這一想法的糾葛，可能促使實際管理魯國的那些大人物相信，他們承受不住像孔子那樣高知名度的人毫無所適，因此，他們大概曾給孔子相當於國家顧問這類的頭銜。克里爾認為，如果孔子曾任這個閑職，那＜論語＞曾記錄兩次孔子與魯定公會談，可能與此有關。孔子所接受的職位其實是要他保持緘默的，而緘默似乎有損於他的正直，孟子認為正是因為孔子的「不被用」才使他下決心出國的，克里爾亦是如此認為。

　　克里爾認為，關於孔子周遊列國期間的情況，成於漢代的史記裏面詳盡的記述，在許多地方是杜撰出來的。他較接受＜論語＞、＜孟子＞和＜左傳＞中所列出他訪問過國家，以及這些原典一致接受的旅程，甚至道家的＜莊子＞也能做為佐證。傳說給了他大批隨員，這大概是受後來游士活動的影響。其實，只有兩位弟子能被確證曾與孔子隨行，那就是子路和顏回。克里爾認為，孔子可被確知的行程有：至衛；至陳；至蔡；又至衛；最後又返回魯國。我們這裏不想詳述克里爾考證孔子行程的發現，不過，其間有兩件事值得注意；一是晉國某氏族集團的下屬控制了一座城，請孔子來加入，如同公山弗擾的喚召，孔子傾向於成行，許多儒家學者珍惜他們夫子的尊嚴，認為有義務證明＜論語＞這些章節的虛構性，然而，克里爾認為，孔子回答：「我是個葫蘆嗎？只能懸掛而不能食用嗎？」標誌著他長期周遊求仕的悲愴經歷的頂點。他變得實在不能容忍這個不用他的世界了。但，最後他並沒有去晉國。二是孔子再到衛國時，曾子臣孔文子有所交往。由於孔文子並非門徒，且行為又不檢，一國學者對於二人交往的事實感到困擾。克里爾則認為，孔子當然希望能只與和他行動理想一致的人交往，且盼望這樣的人能佔據權力的位置，但，事實上他們都得不到，而孔子既然希望影響政治的實際運作，他便得有所選擇，只好與那些達不到他自己標準的人交往，並努力調節他們的行為。

　　克里爾認為，孔子會受邀回到魯國，與他留在魯國參政的弟子逐漸得威望有關，尤其是剛率軍擊潰侵犯的齊兵的一位弟子─冉求。孔子在周遊中受到的待遇，相信對於弟子心靈的平靜或作為門徒的自尊，並沒有什麼益處。已風燭殘年的他，傳說中開始整理《詩》、《書》、《禮》、《樂》、《易》與《春秋》等古籍，然而，不論是記述還是創作，甚至只是刪節，克里爾都認為欠缺足夠的證據。他並認為，孔子教誨弟子時，並不把書本作為主要方面，因為品格的修養與書本的關係並不是絕對的，且許多聲稱出自遠古的典籍那時還未問世。克里爾認為，孔子可能是那時最有學問的讀書人，卻並不意味著他讀過大量的書。事實上，他有時毫不猶豫地用一種只能說是毫不在乎的態度解釋群籍，以便得出一個論點。根本來說，克里爾覺得孔子不是學者，而是改革者，在尋求一種使他的世界，從近乎混沌中解脫出來的途徑。

　　關於孔子的死亡沒有什麼可說。克里爾認為，孔子的學說，尤其是重視一個人的德行，而非血統的學說，摧毀的不是後來的帝國專制，而是當時的貴族封建，這使得判斷孔子到底是保守還是前進，有著天壤之別。關於孔子思想的原則，可由他與弟子的言語中看出。他固然希望自己的弟子忠於上級，但他們的最高義務其實是理，而二者若一旦衝突，他們的選擇便該是辭職。克里爾認為，教學是孔子致仕不成，退而求其次的行動，這也是他傳遞自己思想的另一種方法。克里爾將墨子、荀子拿來與孔子相較，發現孔子對待學生的態度沒有上述二子的權威性，他沒有傲慢的認為自已擁有絕對真理。他十分明智地知道，如果學生不想做留聲機，就得學會自己思考。他們不能在自己思考的同時，又要認為老師的每個字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孔子留意學生的性格，同樣的問題，對不同的學生有著不同的答覆，而不拘一定的陳式。不久以後，中國的教師打著孔子的名號，竭力拘泥於他們的威嚴，並且要求學生地接受他們說的一切。克里爾認為，孔子平易近人的態度，與他的政治哲學和知識是一致的。在每方面，他強調的不是對錯誤做法的懲罰，而是對正確做法的鼓勵，不是強制，而是說服，堅持的是積極性而非消極性。

　　克里爾認為，孔子給予的是思考的原則，而不是真理的恆定標準，他把尋求真理的責任留給個人，並讓人們自由行事。但，總的來說，人們並不想望理智的自由，因為那需要理智的勞作。人們已經指出，甚至在今天，在我們中間，無論什麼階層、什麼職業的人（包括大多數哲學家）都要求這樣的哲學，亦即它們將是一個一下子建成的封閉體系，並具有關乎個人和宇宙的所有終極性質和定數。然而，最弔詭的是，孔子死後，人們對他的理解，正逐漸把他推向這樣的位置。克里爾認為，作為一個哲學，孔子思想的中心概念是「道」，在多數中國思想體系中，它逐漸成為一個形而上學的概念，但，在孔子那裏，它幾乎總是偏向行為的層次。孔子有一次表示，他的道是由一條單獨的原則貫穿起來的。這是什麼原則呢？克里爾認為，這是一種對協作社會的洞識。它的信條是，敵對和猜疑，戰爭和災難，是極其不必要的。它是一種深沈的信仰，亦即人們的真正利益不是相互衝突，而是相互補充。戰爭、不僅既傷害那些從中受益的人，也傷害那些從中受難的人。實際上，這是「貫穿」整個孔子思想的一條線索，以此線索，可以用邏輯演繹推導出他大部分的哲學。這樣，道的概念─因大道是這樣一種洞識，即較好的社會將變成現實─並不是一種枯燥無味的規則，教訓著人們別犯錯誤，而成為一個原則實體，要求人們前進，有時甚至是採取冒險的行動。

　　克里爾對孔子一生及其思想的看法，大抵已盡如前述了。他對孔子思想的評價，需從民主思潮的發展歷程來看。

　　他認為西方的啟蒙運動，部分受到孔子思想啟發，並間接促成法國大革命與美國獨立。這種論點，並不是他的創見，卻為世人遺置已久。啟蒙運動時，由於耶穌會士積極把在中國接觸到的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介紹至歐洲，許多啟蒙運動的領袖見著其內容，驚覺可以用來改革歐洲社會的現況，如萊布尼茲（Leibniz）曾說：「即使我們在製造技術上和他們並駕齊驅，並且如果我們在理論科學上超過他們，那麼，確定無疑的是（我幾乎羞於承認）他們在實踐哲學上超過了我們。我的意思是說，依靠這種哲學、道德和政治的規則規定了行為，並有利於人的生活。」顯然，他是針對歐洲社會的失序與混亂來說這番話。當有「歐洲的孔子」之稱的魁奈（Francois Quesnay）首次建立起重農主義的政治原理時，他表示自己只是在對他所理解的中國政治的展示中完成這一學說。伏爾泰（Voltaire）亦說：「老實說，他們的帝國體制是世界上最好的……的獨特之處是，如果一個省的總督擅離職守，並且擁護時，他就要受到懲處……四千年前，當我們還不知道如何閱讀時，他們就知道了我們今天引以為榮的所有基本需要的東西。」他並宣稱在道德上歐洲人「應成為」中國人的「徒弟」。耶穌會士所介紹的儒家思想，並不是當日接受佛教形上學系統的新儒學，而是早期針對倫理學而立說的傳統儒學；耶穌會士所介紹的中國政治，也並不是當日中國實際的政治，而是儒家理想裏的中國政治。這就是為什麼賴克韋恩（Adolf Reichwein）會說：「啟蒙運動只知道孔子的中國。」

　　因此，當法國大革命高舉「自由」、「平等」與「博愛」的理想，意圖打倒教會與政府的專制統治時，除了受到先前啟蒙運動思想家們的啟發，也實在是由於孔子的思想所間接促成。不過，克里爾告訴我們，這些事實的舉證，並不是要說來自中國的新知識是法國大革命的唯一原因，但作為其中一個重要的源頭，它的確沒有被適當地認知，也沒有被有效地考究。這種情形，相信與在法國大革命前夕，儒學在歐洲的地位已一落千丈有關。

　　也許，耶穌會士對「孔子的中國」介紹得太過火了，這使得人們一方面自慚形穢，一方面也想懷疑其間的真實性。他們要找到負面的證據並不困難，因為，從中國回來的旅行者與商人，帶來了十八世紀的中國社會實況，而歐洲人亦開始了解儒學的後期形式，它是一種對在位君主權威服務的哲學的扭曲。強烈的失落情緒，使得他們把中國一切墮落的現象全歸之於孔子所造成。此後，西方再也未對這個國家興起那麼高旳評價，包括孔子在內。

　　克里爾亦認為，孔子的思想亦對美國獨立及其民主政治的發展有所影響，而這是通過法國對美國的影響而表現。只是，如果歐洲人沒有察覺到中國影響他們民主傳統的程度，那麼，很可能大多數美國人也難以察覺到十八世紀啟蒙哲學，特別是法國哲學，對於美國的民主思想和機制之發展的影響，特別由於以下的事實，美國獨立先於法國大革命，並促進後者之發生。在這種情形下，就更不用說孔子的思想在其間所發揮的作用了。

　　從教育出發，克里爾為我們勾勒出孔子與整個西方民主的密切聯繫。孔子認為，政府官員的任免，依靠的不是血統，而是一個人的德行。這種革命性的想法，促使後來中國科舉制度的誕生。不論貧富貴賤，靠考試來拔擢人才，人人的機會平等，只問文化程度的高低，這是中國的發明，東印度公司率先採用，而後成為英國的公務員任用制度，影響及於法國、歐洲，最後是美國。

　　同樣地，克里爾也認為，二十世紀中國的革命與政治制度的建立，與孔子思想中的民主元素息息相關，儘管他很清楚，本世紀初葉，孔子的名字被視為是帝王迫使臣民服從而使用的宣傳工具，在中華民國的某些集群中備受詛咒。他指出，同樣受到西方的壓力，日本建立了強大的集權君主制，而中國則變成一個共和國，兩種不同的回應，是由他們傳統哲學的區別所決定。

　　他認為，如果二十世紀的許多中國人不能適當地區分正統的國家儒學與被歪曲的早期儒家思想，那麼，他們所有的一切便都不是真實的。對於這一點，「中華民國之父」孫中山，完全意識到了。

　　儘管孫氏認識到他從西方借用很多，但他並不把自己看做是西方民主制的引進者。他宣稱：「中國領先於歐洲和美洲幾千年發展了一種民主哲學。」並如同啟蒙時期的人物一般斷言：「歐洲超過中國的，不在於政治哲學，而只在於物質文明……我們需要向歐洲學習的是科學，而不是政治哲學。因為在真正的政治哲學原理方面，歐洲人需要向中國學習。」而他對中國政體的設計，除了西方已認識到的三權分立外，又加上中國原有的監察權與考試權。監察權使人想到，孔子強調一個大臣，要有責備統治者錯誤的責任，這即是一種保護；而考試權便是科舉制度，這是把孔子通過教育，讓有品格與能力的人來治國的理想付諸實施。

　　＜孔子與中國之道＞這本書，初版於一九四九年，一九六○年再版。若從時代背景來檢視克里爾的書寫態度，我認為他對孔子思想中的民主元素特別著重，恐怕與那段時期共產主義的勢力在世界各地蔓延，而美國視自己為一民主社會，對那種所謂「極權」的勢力擴張感到憂懼不無關係（這可以從他的《跋》中一窺究竟）。我個人更以為，如果「民主」的原則不必只有起於孔子，那麼民主思潮的發展歷程與孔子思想的關連並不盡如上述那般綿密。並且，孔子究竟有沒有所謂「民主」的思想呢？這似乎是個詮釋的問題。我至少能同意一項事實，那就是孔子重視「人」勝過一切。不論如何，克里爾藉此而欲釐清孔子一生及其思想的原貌，儘管懷著這種態度，汰除剩下的史料會使研究變得步履維艱，但，就想認識孔子到底是誰而言，這無疑已提供一個錯誤較少的起點！

【參考書註】

• Creel, H.G. Confucius the Man and the Myth.
• New York:John Day,1949;paperbound reprint New York：Harper,1960,under the title Confucius and the Chinese Way.
• 高專誠譯《孔子與中國之道─現代歐美人士看孔子》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