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 者：Aldous Huxley 阿道司．赫胥黎
譯 者：孟祥森
出版者：遠景出版社
出版年：民國八十二年八版
「公共、相同、穩定」，這三個斗大的名詞，是這個美麗新世界的同義詞，也是其宗旨所在。
每個人在出生之前，喔，不，在這個奉美國汽車大王「福特」為「上帝」的烏托邦，是不那麼稱呼每個人生命開始的時刻，那是住在鄰近的「野蠻人特區」裡的印地安人才使用的字眼。如要正確而文雅的說，是「傾倒」(decanted)。每個人都是從瓶子中傾倒出來，在「傾倒」之前，每個人的身分、地位，綜合地說，也就是每個人的命運，都已經決定好了。舉例來說吧，位在上流階層的正阿爾法階級，在傾倒之前，就已經鉅細靡遺地規劃好配合他們地位的身高、相貌，更重要的是，必須賦予他們能擔負推動社會發展的「智力」。而社會的最低階級愛普西隆階級，在還是胚胎時期，就已經註定被送往熱帶當礦工或鋼鐵工人，因此，為了讓他們能夠「不得不喜愛」自己的階級和身分，在胚胎發育期間就受到「制約」，讓他們「天生」就怕冷，只有在高溫的環境下才會感到舒適自在。當然，他們也擁有可以匹配身分的「低能智力」。
不過，這些都還只是「傾倒」之前的簡單手續罷了。要讓每個階層的人都能固守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並且從事符合自己身分、地位的工作，畢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因為每個活生生的人，多多少少都會有他們的個性、脾氣。然而，所幸行為科學派的學者已經發展出一套說法：當人們不斷地接受相同的刺激，人的行為就會逐漸像反射一樣產生一致的反應，成了人天生的「本能」，一輩子如影隨形。就像那個著名的俄國科學家巴芙洛夫(Ivan Petrovich Pavlov，1849-1936)所做的「狗與鈴響」的實驗一樣，每次只要鈴一響，就讓食物出現在狗的面前，這樣實驗數次之後，狗每次聽見鈴響就會不由自主的流口水。狗被「制約」了。當然，人也可以。
從這個層面來說，人類和動物的不同點就是人複雜的多，所以光靠制約是不夠的，還必須不斷地社會化，也就是讓所有的人都一而再、再而三的學習這個新世界的文化標準、價值觀，而最有效而快速的方法，就是採用「催眠教育」。那是一項令他們得意的劃時代的成就，讓每一個人從嬰兒時期到成人之前，每一個晚上都在重複的口號中入睡：「每個人都屬於每一個人」、「一克蘇麻(麻藥)好過一句咒罵」，……。這些口號是那麼地簡短有力，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在睡眠中抗拒。它們一點一滴不斷不斷地注入每個人的腦海裡，緊緊的附著在每個人的記憶深處，就好像每個人天生就記得這些話，而且時常不知不覺地就從嘴裡說出來。催眠教育讓「公共、相同、穩定」的理想，又獲得了一層保障。
不過，即使這項社會化功能已經徹底發揮，不可避免地仍然會有偏差行為出現，這是絕對不被允許的，因為「公共、相同、穩定」並不只是口號而已，還必須確確實實地實踐。所以新世界裡還有第二道防線─蘇麻(soma)。
只要一小片蘇麻，所有惱人情緒全部一掃而空，取而代之的是舒爽的好心情。如果量再多加一點，整個人就會輕飄飄的，全身充滿了令人陶醉的幸福感受。這種麻藥，帶給人們的，只有快樂，不斷增強的快樂。這種快感，模糊了自己原有的身分，也美化了所處的險惡環境，它像鴉片一樣，不過沒有鴉片的副作用。它是種福利，一種人人都應該定期享用的福利。德國著名的共產主義始祖馬克思(Karl Marx，1818-1883)曾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而在這裡，蘇麻是人民的宗教。
為了達到新世界的理想：「公共、相同、穩定」，社會階層是必須的。只有在每個階層的人都堅守在自己的位置上，社會才能最有秩序的進步。從低階層到高階層，每一個人都好比一個堅固耐用的齒輪，沉默地運轉身上每一顆鋸齒，然後再帶動更大的齒輪，一個接連一個地，帶動整個社會穩定的朝著進步之路。基於同樣的理由，制約是必須的。催眠教育也是必須的。為了新世界的穩定發展，為了能夠使「每個人都屬於每一個人」，每一個人也都必須付出一點「自由」當代價。
然而，精細的分工，使每個人都只是成品的一小塊零件，不但看不見完整的產品，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工作將會製造出什麼東西來。就好像蜜蜂築蜂巢一般，與生俱來的本能使牠們無須藍圖就能建造巧奪天工的蜂巢來。而在這烏托邦裡，人人也都被期待像隻勤勞認份的蜜蜂就好，人的意識，只被視為亂源。或許就如同馬克思所說的：「人只有在他的動物功能上，才能感覺自己在自由地、自動地活動。」這裡的人類創造了一個社會，只有當他們像動物一樣功能運作時，才允許他們感覺快樂舒適。
《美麗新世界》的著者：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1963)出身書香世家，祖父湯瑪斯．赫胥黎本身是英國享有盛名的生物學家，也是達爾文的朋友，曾經幫助演化論的發展。同時他還是清末時，嚴復所翻譯的《天演論》的原著者。阿道司．赫胥黎的雙親均愛好文藝，父親且是某文學雜誌的主筆，善寫隨筆和詩。長期耳濡目染之下，阿道司．赫胥黎不僅擁有豐厚的生物學知識，也具備深遂的文學素養。
《美麗新世界》所揭示的正是書名的相反意義：「這是一個一點也不美麗的世界」。這也是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1864-1920)所擔憂的「理性化的世界」。所謂的「理性化」，是一種過程，在這種過程中，社會日漸由效率、可計算性與破除神秘性的規範和價值支配，最後終歸造成「去除人性」的社會。也就是說，在邁向現代化的路徑上，社會因為愈來愈要求科學、理性的價值觀，以及辦事效率和可預測性，使得整個社會也相對地愈來愈沒有人情味。韋伯認為這是一個無法逃脫的鐵籠，但是每個人都終將自動地向鐵籠走去。
早在一九三一年赫胥黎撰寫這本書的時候，就已經預料到這樣的未來一定會來臨，然而令他大感意外的是，這樣的世界竟然加速地實現了。就在這本書出版的同一年，也就是一九三二年，義大利的墨索里尼、德國的希特勒炫耀似地相繼建立了極權主義國家，和「美麗新世界」如出一轍地，要求人民交出「自由」換取國家進步的力量。
赫胥黎原先設想造成「美麗新世界」的理由是人口膨脹的問題，而且他預估大約是在西元兩千五百年的時候才會發生。然而在這個世紀末的年代裡，金融風暴的肆虐、千禧蟲的蠢蠢欲動，以及世界末日的預言，彷彿已縈繞出一層朦朧的不安氣氛，人類的未來究竟能不能愈來愈美麗呢？又或者，換個方式問，人類究竟是否有足夠的智慧避免這樣的「美麗新世界」發生呢？而這個問題的答案，就在赫胥黎之《美麗新世界》裡，等待所有讀者咀嚼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