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期的夢想,老年幻覺,波蘭的森林與紐約的咖啡店,猶太人的過往和自以為是彌賽亞的瘋女人等等,如果把這些印象組合起來寫成一部小說,讀者可能都會懷疑作者想對這樣的人生,提出何種的觀感或解答。

「我想討論生命和死亡,我想用最平凡的故事去討論這兩件事情,」30歲的德裔美籍作家妮可克勞斯(Nicole Krauss)與她的新小說《愛情的故事》(Die Geschichte der Liebe),想討論的也許只是同一件事。
生命源於死亡與死亡開始生命,這樣的論述也許已是老調重彈,但能認清並能以平常心去看待這兩件事的又有幾人?克勞斯在去年秋天發表她的新書,她所討論的主題也許不具新鮮感,但她以細緻的筆觸試圖去描述一個糾葛不清的人生,其中夾雜著她家族情感和哲學反省,以新生代作家而言,她是引人注目的。
以下摘譯部分她與德國書商Rowohlt的訪問內容。
Rowohlt:在你的《愛情的故事》這本新小說裡,出現兩位說故事的人,一位是名叫里歐古斯基(Leo Gursky),生命已快要走至盡頭的老人,同時也是納粹大屠殺的僥倖生還者,現居在紐約下東區;另一位則是名叫阿瑪辛格(Alma Singer)14歲的小女孩。從他們兩個的互動中,里歐可以說是本書被遺忘的作者,而小女孩則是老人書裡的主人翁。你的看法呢?
Krauss:這個故事從里歐開始,在我的腦海中,首先出現的是里歐的聲音,再來才是阿瑪。我聽到他們兩個在交談,好像他們互屬於對方。我不知道誰才是作者,我只知道我將他們都放在小說裡對的位置。
Rowohlt:里歐所講的故事,是來自於一位從波蘭逃亡至智利的年輕人的手稿,手稿的名字就是《愛情的故事》。里歐自己也從納粹迫害裡死裡逃生,而他以自己的經驗加上年輕人的手稿,自行當起作家來說故事。《愛情的故事》是一本講大屠殺的書嗎?
Krauss:我相信,沒有人有資格去描寫大屠殺,我寫的是當人在失去價值觀時,對人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Rowohlt:里歐常常感到巨大的悲哀,是因為他年老而即將面臨到死亡嗎?
Krauss:不是的。他認為人生本來就是苦,常受到孤獨、失去所愛、被傾聽的渴望、希望與所愛建立密切的關係、父子之間互相了解的困難等問題所困擾。這些問題都與年紀無關。
Rowohlt:你自己已快要30歲,30歲的人如何看待死亡?
Krauss:我熱愛生命,但熱愛生命的人不能不想到死亡。有一位13歲的女孩告訴我,她讀這本書時想到死亡,而且學會以平常心看待死亡。
Rowohlt:阿瑪和里歐到底代表什麼?
Krauss:他們代表著問題和答案。
Rowohlt:你自己如何看待思鄉情感呢?
Krauss:這與我的家庭有關。我的祖父為躲避納粹的迫害而逃離波蘭,而我母親這邊則是來自於德國的紐倫堡(Nuernburg)。我常常感覺我的家族來自於一個無法再回去的地方,這樣的失落感伴隨著我直到長大。
Rowohlt:你在小說中,也寫到你的祖父母,他們和你的思鄉情感有關嗎?
Krauss:我的祖父母對生命有一套堅定的看法,他們從不講他們的悲傷和失落。我的祖母現在患了老人癡呆症,在這之前,她第一次向我們講有關大屠殺的事。現在她能記的事情很少,但她卻開始責怪自己不該將父母留在故鄉,而讓他們死在集中營。
Rowohlt:你曾經描述過你祖父母的命運嗎?
Krauss:我從未試著描述我祖父母的命運,但我相信那會是非常迷人的故事。例如我的母親曾對我說,我的祖母曾在倫敦挨家挨戶賣過女性內衣,她是一個成功的女性內衣銷售員,她住的地方離心理大師弗洛依德的家不遠,可以想像大師的太太安娜弗洛依德曾向我祖母買過內衣。我很想寫這些故事。
Rowohlt:寫完這些故事,你自己會不會變成一個充滿憤怒的人?
Krauss:我不是一個充滿憤怒的人,但我是個悲觀主義者。我常常設想最糟的情況,就是我搭乘地鐵時,我的車廂被恐怖份子放置了炸彈。我雖然這樣想,我每天還是一樣搭地鐵,我的悲觀想法並未阻擋我的行動。

Rowohlt:《愛情的故事》裡的故事都經過巧妙安排。
Krauss:故事都經過巧妙的安排不能當成是本書的主要特點,我個人不能確定是因為在閱讀時,被故事吸引或是它們像抽像的電流經過我的頭腦。我個人非常喜歡索貝羅(Saul Bellow)的風格,他以令人驚訝的效率如閃電來描寫感情和所發生的事件。人生是這樣的不清楚,但文學卻可以是如此地精確地描寫人生。
Rowohlt:你描寫別人的生活總是比自己的生命多。
Krauss:我常常問我自己,若要在寫作和閱讀之間擇一,我會選擇那一個?答案是後者,它可以讓我的靈魂經常保持清醒。但有一件事我必須要說,我的父親有次去看以色列的大屠殺博物館,在那裡展示了之前希特勒曾經焚書的地方。他看之後流下眼淚,馬上打電話給我,說他對於我和我先生能夠寫作感到非常高興,他並希望我們能繼續寫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