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不問興亡，歷史原本就是哀傷的。〈井上靖／敦煌〉
　　在錯誤的年代，總有一些令人錯愕的事；在不同的時空下，令人扼腕，哀傷的事，總是不斷上演。

　　千年前，西夏鐵蹄蹂躪了沙漠，復又滅亡了節度使曹氏，使長據斯土的漢人勢力崩潰，算是把河西全域納入手中。原有的夏、銀、綏、宥、靜五州而外，如今又併有了靈、甘、涼、肅、瓜、沙各州，西夏已是名副其實的大國。（敦煌）

　　井上靖以小說之筆，描繪了一段以敦煌為時空背景，戰爭為旁白的浪漫愛情故事，間接也說明了敦煌珍藏文物的由來，給這一個河西四郡中的名城平添一齣曲折離奇的傳說。

　　其後的數百年之間，沙洲一帶屢屢更換所屬與名稱，宋時一度被西夏所佔領，因而失去了州名，到了元代，再度復名沙洲，明代則稱沙洲衛，清乾隆年間終於改回敦煌縣。敦煌乃是盛大昌隆之意，也是昔日張騫鑿空西域之後，兩漢及隋代，絲路之行，文化交流時使用的名稱，相隔兩千年之久，又重新復活啟用。

　　百年前，中國正面臨內憂外患，列強瓜分，三百年的帝國已日薄西山，垂垂老矣。王圓籙的串場出現，給中國古老文化添加一頁哀傷的故事，當時中國也已老得不再以古老為意，老得不再以歷史為珍，喘息噓噓，不堪一禾之壓，失去主導表演的機會；這個震撼世界重大的發現，卻讓聞風而來的世界各地學者、冒險家，或是稱為掠奪者較為適當，汲汲營營，以先知的角色，探險者的尋寶的竊喜心態，做了一件暴得大名大利的勾當；甚至於他們都還不知道，這個重大發現有多重要，這事件重要不下於秦火之後，魯恭王壞孔子家壁，得古文尚書，或是發現西安秦始皇兵馬俑，馬王堆墓葬文物，但這樣重大，屬於人類文化史上偉大的事件，卻是如此荒腔走板的被玩弄；那一箱一箱、一車一車、一駱駝一駱駝的珍藏，被無知的人斷送出去，哪一個中國人心中不淌血。王道士絕不愚蠢，但無知有時真是讓人如此痛恨。

　　『王道士走出石窟，坐到洞口的石頭上。千佛洞前面的樹叢正在搖擺動盪，他知道起了風，但撒潑在大地上的陽光卻是如此的平靜。王道士茫然的望著這些景物，心想藏在洞裡的那堆破爛，不定還是價值連城的某種什麼玩意兒呢，否則幹嘛會有這麼多不同膚色的各種人士，輪換著千里迢迢的前來尋求？正如他王道士不懂得那堆破爛有多珍貴那般，想必衙門裡那般傢伙也不懂得它的價值所在。等到被那干外國佬搬得差不多了，末了，北京的軍隊這才慌慌忙忙的趕了來，看來，我的算盤是大大的打錯了，八成做下了最不划算的交易；也許平白的錯過了一生一世最大的幸運呢，王道士這樣的省思著，坐在那裡許久、許久。

　　而藏寶洞裡寶物，遠比王道士所想像的要有價值得多，即使將它們帶回去引介給學術界的史坦因、白里奧等人，當時也還不知道這些經卷的真正價值。……

　　又過了許多年以後，人們才真正了解，這些經卷竟是足以使世界文化史，每一個領域之研究有所改變的一種珍寶。』

　　『無數才華橫溢的學者，將為這個洞穴耗盡終生。』

　　當喜多郎「絲綢之路」的空靈音樂，在電視媒體及ＣＤ的播放，八千里路雲和月的推波助瀾之下，臺灣掀起絲路之旅的熱潮，方興未艾。敦煌像一個文化浪漫符號，一個流傳中的鑽石，撥弄著人心弦。井上靖的「敦煌」，一九五九年寫成，並榮獲每日藝術大獎。這部小說，經過十五年的構思策劃，並獲得中國大陸的同意與配合，終於能在絲路大漠實地拍攝成電影，更讓人對敦煌有了憧憬，有了想像，有了歷史的厚度，有了現代的圖像。

　　經卷多而珍貴，完整而有系統，內容豐富而多樣，跨中西文化的交會點，這些特殊因緣，造成敦煌學的興起，成為當代一門顯學。這絕不是當時藏寶的人，所能設想到的；幸運的是，年代的久遠，大漠滾滾，荒草漫漫，並沒有湮滅這些文物，沒有將敦煌隔絕在歷史之外。它一樣以鮮活艷麗的姿態活存在人們的眼下。

　　余秋雨如是說：『什麼時候，那一位大手筆的藝術家，能告訴我莫高窟的真正奧秘？日本的井上靖的敦煌顯然不能令人滿意，也許應該有中國的赫爾曼．黑塞，寫一部「納爾齊斯與歌爾德蒙」，把宗教藝術的產生，刻劃得如此激動人心』。（莫高窟）

　　敦煌負擔起如此大的想望，牽動每一個人的心。想一想，如果絲路沒有敦煌的浪漫，敦煌也就不是敦煌，絲路也不成為絲路了。

余秋雨（千年一嘆／我一定復活）：

　　「原來，一個組織，幾位教授，在向全世界的遊客呼籲，把巴特農神殿的精華雕刻從倫敦的大英博物館請回來。理由寫得很強硬：
　　『一、這些文物有自己的共同姓名，叫巴特農，而巴特農在雅典，不在倫敦。
　　　二、這些文物只有回到雅典，才能找到自己天生的方位，構成前後左右的完整。
　　　三、巴特農是希臘文明的最高象徵，也是聯合國評選人類文化遺產，英國可以不為希臘負責，卻也要對人類遺產的完整性負責。』

真是義正辭嚴，令人動容，特別是對我這樣的中國人。」

　　這樣的例子，多至不可勝數，中國有太多太多的文物珍寶，被偷、被盜、被搶、被賣、被破壞。看大英博物館，會懷疑是不是名字寫錯，亦是自己走錯地方，不然怎麼許多都是中國的文物珍藏。

　　幾年前，在歷史博物館看展覽，是石雕佛像展，看到一顆石雕佛像頭，看造型，應是魏晉時期石雕，當然又是不知那一位仁兄，貪圖一些小利，盜砍偷渡，流落外地，被臺灣一位藝術典藏家，以超過千萬臺幣價值買回，準備送回原雕像身上。這樣的故事經常要搬演一回。

　　看一看敦煌珍藏，我們可不可以如此理所當然的向英國、法國、日本、俄國等，要回屬於我們的文化遺產，歸回屬於它們的家。我們是理直氣屈的吶喊，或是明知不可為，也要義正辭嚴的發表聲明。當然，我們也可以很阿Q的安慰自己，當時我們的確沒有能力保存這些珍藏，看到人家如此用心的珍藏、保護。要不是如此，這些遺產，到現在，已然不知如何面貌，看看文革的破壞除舊浩劫，真可能屍骨無存，真正的流逸。

　　或者一如希臘一位已故文化部長melina.mercoure所言：我希望巴特農文物能在我死之前回到希臘，如果在我死後回來，我一定復活。這種令人鼻酸的聲音，包含著一個文明古國最後的尊嚴。我們的敦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