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　名：重陽
著　者：姜貴
出版者：皇冠

　　姜貴的《旋風》與《重陽》，自夏志清大力推薦之後，早受到重視和肯定。不過一般仍簡約地把它們列入「反共文學」，所謂五○年代反共抗暴風潮中的應景產物。筆者曾談過(《旋風》中的人物)，在當代本土文學喧騰的此刻，重新檢視《重陽》，不但不覺僵硬難讀，反而覺得姜貴的苦心孤詣不宜忽視，作品中的藝術手法，更值得虛心探討。

　　歷史小說的名作家高陽研究《旋風》，曾拈出題旨，認為是著者有感於國破家亡，有心要檢省共產黨何以能得勢而作；姜貴也自言：

　　這《重陽》是《旋風》的一個姊妹篇，都旨在探究共黨何以會在中國興起。《旋風》重農村，「重陽」重都市，是其不同而已(《姜貴自選集》自序)。很明顯地，《重陽》的主題意識，也仍不脫反共文學的範疇，但著者的用心在於檢討性的思考，加上姜貴嚴肅的創作態度，作品便能兼顧到藝術技巧。「重陽」寫作比《旋風》晚了九年，由開筆到出版，橫跨五、六○年代，臺灣文壇的文藝思潮逐漸受到歐美現代主義的影響，反共文學漸趨低調，在這樣的環境之下，《重陽》是否展現一些特色？姜貴的筆法，比起「旋風」的寫作已趨向蘊藉，但因為主題意識的揭露，蘊藉中仍有明白點出主題的地方，或藉人物對話，或以全知手法適時說明，往往留有豐富的弦外之音，耐人推尋，可以說是一種高妙的政治寓言。我們就從主題意識來談《重陽》中的政治寓言。

　　既是反共文學，難免要在作品中暴露共黨的罪惡，一味的口號呼喊或公式套入，都是拙劣不堪入目的。姜貴帶有省思的批判，常是藉人物的對話，自然呈現乖離、荒誕的動作背後的動機所在。《重陽》大約四十五萬字，登場人物不下百人，主要以武漢為場景，反映國民政府容共、分共的一段歷史。書中的主題有二，一是共產黨的倒行逆施，一是洋人的肆虐。柳少樵這個共產黨徒，代表一切暴力與罪惡的根源。他引誘洪桐葉接受共產黨思想，以暴力脅制，不准質疑背叛。他是傳統的大反動，主張廢姓，反對傳統道德，不孝順，不友愛，反對父母包辦婚姻，反對寡婦守節。他是雙性戀的魔頭，對洪桐葉又是親熱，又是暴虐。他灌輸給洪桐葉這樣的想法；父母生孩子，不過是情慾的結果，做子女的完全不需要負責任照顧父母、孝順父母。洪桐葉受了影響，便不顧洪大媽生活的艱苦，妹妹洪金鈴提出責問，洪桐葉還振振有詞：

　　「新腦筋不要媽媽？」
　　「也不是說不要。不過一個人總得勞動，她可以做臨時工人，自食其力。」
　　「她老了，做不動了。」
　　「那就活該沒有辦法。」洪桐葉搖搖頭，苦笑一下。「將來革命成功了，國家會有養老院。現在是青黃不接的轉變期，自然不免有許多小悲劇。」
　　「你說這是小悲劇？」
　　「是的，我們有更多的正在受難的無產者！」
　　「連自己的母親都不能照顧，我們還有資格設想那許多人的事嗎？」(頁一六三，皇冠出版社)

　　有人講過關於勞動節的笑話：一個紳士不斷用手裡的柺杖鞭打正加緊跑路的人力車夫，說：「快點！快點！我趕著去開五一勞動節紀念會哩！」勞動節的設置，宗旨當然在於關懷勞工，然而那位紳士卻正在做著虐待勞工的事。光喊口號，忘掉基本精神，正是這個故事成為諷謔性笑話的理由。陳源先生的《西瀅閒話》書中也有一則故事：一個粗人拳打腳踢，催著老母趕著燒飯：「還不快點！我趕著去燒報娘恩香哩！」燒香的形式，何不就落實在實際對待母親的溫柔體貼上呢？洪桐葉所謂為了「更多正在受難的無產者」，顧不了母親窘迫的困境，當然也是一味喊口號，忘了愛親、孝親是最基本的人倫。因此《重陽》這段兄妹的對話，便是一則政治寓言。

　　書中另一位魔性人物─白茶花擔任了婦協領導人，便訂出強迫寡婦嫁人的政策：

　　你看有多少窮人沒有老婆，偏偏許多寡婦要守什麼寡。這不公平，而且暴殄天物。─不久孤男寡女，抽籤分配，務必教他們各得其所。─不擁護就是反革命，反革命是要殺頭的。(頁四二七)

　　所謂尊重基本人權，所謂婦女解放，應該是由個人意志決定，而不是經由少數掌權者亂點鴛鴦譜，自以為是的隨興安排。當然也不是特別給予某些人特權，假冠冕堂皇的理由，行荒唐之事。柳少樵不僅把洪桐葉視為禁臠，還脅迫他幫忙，以「向處女貞操挑戰」、「打倒資產階級獨佔意識」的冠冕堂皇口號，姦污了他的妹妹和母親。白茶花的宣言，在《重陽》中便成了政治寓言。是邪？非邪？讀者自行判斷就是了。

　　為了暴露共產主義在武漢施行的嚴重偏差，姜貴還塑造了「列打資」這個少年。朱廣濟是國民革命黨忠貞分子，才讀中學的女兒凌芬卻被唆使批判老爸，安上莫須有的罪名，包括對女兒猥褻。後來她加入軍政學校，國民政府分共以後，朱廣濟去武昌找女兒，共黨控制下的軍政學校已經撤往江西，朱廣濟撲了空，卻見到充當公役兵的十二、三歲的列打資。他因為左腿潰爛，腫得像個小水桶，被留下來。朱廣濟要送他去醫院，他說：

　　「醫院是資產階級住的。我是無產階級，住不起醫院。」
　　朱廣濟解說送醫不必花錢的。他說：「你說得這麼好聽，到底有什麼陰謀？」
　　經過辯論，孩子想了一下，說：「好，我隨你去。我不怕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的卑劣的陰謀。」問他的名字，他原名達志，為了「打倒資產階級」，學校裡的閻隊長替他改為「打資」；他本姓李，
　　「現在和列寧同姓；我和列寧是一家人。」他知道要送去日本醫院，又說：「反革命的資產階級永遠和帝國主義者勾結的。不過，我不怕它。」

　　從對人的疑懼，不辨是非，到滿口共產主義教條，列打資這號人物，傳神地刻畫出當代許多被迷惑的青少年的典型。因為共產黨的洗腦，他的思維方式已經僵化，心中的執迷可能比身體上的傷痛還麻煩。所以，朱廣濟對好友日本醫生板蒼實說：「我為你招了麻煩來了！」

──

　　「我不是為他的腿病難過，我為他的心病，他受了共產黨的麻醉，中毒極深。」

──

　　「好吧！我們先去給他醫腿，再設法給他醫心、醫腦。醫心、醫腦，可沒有醫腿容易啊！」(頁五八七)

　　姜貴這段鋪描，是非常具體的政治寓言。他在《重陽》自序中曾經說過：

　　共產黨注重階級利益。這個階級是由共產黨本身的暴力所形成的一個「新貴族階級」，而絕對不是所謂無產階級。──

　　但它在十六年的武漢，實在早已經給我們看過「樣子」。如果舉國上下，都重視那個「樣子」，都重視他們在那個「樣子」中所表現的許多「過火」的舉措，作為一個前車之鑒，戒慎恐懼，積極的消滅共產黨所由產生的那些因素──

　　著者的寫作動機，明顯地就是想以個人親身經歷，把國民黨在武漢容共、分共的一些狀況呈現出來，給大家看看那個「樣子」。柳少樵與白茶花正是特權階級，他們的所謂改革就相當過火；而列打資這樣的少年，正代表受到傷害的下一代。

　　書中第十一節，描寫到吳佩孚的部隊佔領漢口，「軍用票滿天飛，其價值也越來越低。」有人拿軍用券買不成油條，報告了戒嚴巡邏隊，巡邏隊來了，賣油條的早逃得不見人影。巡邏隊怪那人「不該謊報，軍用票向來信用昭著，軍民人等，無不樂用。」於是打了五十軍棍，一走了之。這樣反映亂世通貨膨脹的現象，荒謬之中又非常寫實，附近商民怕巡邏隊再來要人，又嫌那人妨礙做生意，報警無用，只好把他送醫。無奈沒有醫院肯收，最後送到日本人經辦的同仁會醫院，意外發現服務態度好極。板蒼實父女這兩個仁心仁術的角色，是著者有心從人性廣面的關照，就「洋人肆虐」的主題，故意提供相對相反的事例，和魏蒙蒂夫婦的塑型類似，不僅使小說意涵更為豐富，也顯見著者的視野寬闊。小說中的國民革命忠貞分子朱廣濟和板蒼實是好同學，「近來時局緊張，當權者使用廣大的監獄和輕易的死刑以消除反側，保障統治。」板蒼實請朱廣濟住到家裡來，他認為吳佩孚「不敢進日本租界，到一個日本人家裡來捉人。」朱廣濟感慨軍人對洋人的「奴顏婢膝」之可恥。兩人的對話：

　　「我想」板蒼實感喟地說：「他們有他們的苦衷。一個民族要走富強的路，打算頂天立地地做人，那過程是艱苦的，每個弱者都怕面對這樣的前途。而媚外安內，則是現成的法寶，兩腿向前一彎，膝頭一落地，就什麼都成了，那確實比較省事的多。」
　　「當年我們學生理解剖，不知道這個膝頭還有這麼大的一個用處。」朱廣濟用手拍著自己的膝頭，作個苦笑。
　　「這半章膝頭論，是政治學，不是醫學。」
　　兩個人縱聲笑了。(頁二七二)

　　中國人遭受洋人的侵擾，「苦衷」由一位寬和的日本人道出，真是令人深思；半章膝頭論，更是以諧謔的筆法展現，著者回顧歷史，是如何地充滿無奈之情。

　　在指謫帝國主義對中國人的凌虐方面，最具體的有兩條支系情節：洪桐葉的洋行老板和老板娘壓榨他，碼頭鬼子欺壓小魚和小魚的老婆。洪桐葉以極低的工資做繁重的工作，包括對他不宜的為老板娘修腳的工作。他因此得了戀足癖，以及對西洋女人的幻想症。碼頭鬼子則逼著小魚搞同性戀，小魚結婚之後，又逼迫拍攝老婆的小腳，還讓她生了個藍眼娃娃。對於日本及蘇聯的威脅，姜貴更巧用匠心，安排了同情中國國民革命的法國人魏蒙蒂的東北之行牽引出來。夏志清先生曾指出這二二、二三章有些鬆散，是敗筆(見＜姜貴的『重陽』──兼論中國近代小說之傳統＞)；如果從主題意識來察看，我認為其實另有作用。魏蒙蒂向日本情報頭子廚川大佐提供線索，日本人就藉此掃除了清水先生的惡勢力；他向投機分子錢本三揭發高未明的複雜背景，錢本三基於個人利益根本未加反映。中國與日本後來的弱與強，似乎從此就可見端倪。魏蒙蒂「不以為共產黨定會從此一蹶不振。」他在東北見到高未明與俄國間諜鬼鬼祟祟，就不了解：「中國人為什麼要給共產獨裁的蘇聯做事情，難道真是無路可走，飢不擇食了？」(頁五三四)姜貴在散文集《無違集》中說過：

　　在《重陽》裡邊，我也用個楔子，即高未明是。那等於對共產黨說：你們不要太起勁。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且離開你們那個火坑，跳得遠遠的，看看外面是什麼世界，從外邊看你們，又是什麼世界。國家已經在強鄰窺伺之下，危如累卵了，你們還在胡鬧，你們自以為高明，其實未也。(頁二二一)

　　作者重在向共產黨人提出勸諫。就小說衍生的意涵來說，它還有另一層深意：高未明代表未來一種不穩定的因素，他可能是危險人物，汪精衛倚賴他，將來非常危險。篇末他隨行南下，柳少樵與白茶花則在九江下船，對國民革命而言，這是雙重的危機，著者以客觀筆法終結，卻給讀者留存了迴盪不已的懸慮，這也是高妙的政治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