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涵延無窮，多少文人為之皓首白髮，多少學子遊於其中而難悟其宗，在《文化苦旅》中，余秋雨的「遊藝行旅」、「人文山水」，不是艱澀繁冗的文化釋義、古奧難解的概念限定，也不只是憑弔山水的抒情散文、托物言志的山水遊記，而是對於華夏文明的深刻吟詠。余秋雨的散文體例以強烈的民族責任及時代使命自居，深入檢索傳統文人品格，明徹汰選文明道統，植基於文化傳統的深處，以充沛的人文意識及冷峻的理性，關注民族文化品格的組構，從而完成對於當代散文一次重要的超越。
在《文化苦旅》中，人生底蘊、人生意識及自然之美的統合，形塑了余秋雨散文肌理的特質，著者步履所蹤，總是古代文人、文化留下較深腳印的所在；而險峻的三峽、秀麗的廬山、文采表徵的莫高窟、雅致可人的江南小城…，在著者的修飾潤色下，在在展現活脫靈氣的真情逸景。在著者看來，「人生，是審美關係中的基本關照點」，「美感的本質，是人在他所創造的世界中直觀的自身」，轉寰於大千世界，余秋雨讀出了文化的內蘊，悟出了美之終極所在－－人生。
另外，苦悲與憂患也構成了余秋雨散文當中「缺憾美」的核心內涵，其「文化」外鑠以人生的價值及況味：〈道士塔〉中王道士的無知愚諳、〈牌坊〉中女教師裹覆於寂寞中的人生、〈廟宇〉中和尚們難以測度的蕭索命運、〈吳江船〉中女大學生唐突美質的死亡…，無不是對於現實人生的如實描繪，而更為發人省思、值得玩味的，則是中國歷代貶官的悲劇人生，由〈柳侯祠〉中柳宗元人生價值觀的陷落及衝突、〈江南小鎮〉中退思園主人的失意、〈三峽〉中關乎屈原的流放…，在在見證著者的焦慮徬徨、憂心忡忡卻無處解脫，余秋雨在其中思索著文人的人生價值及定位。
如果說著者的立足點是人生真諦及踐履艱苦的追述，其眺望點則在於探究文人歸宿及人生出路的這個面向；若說余秋雨由微觀角度出發，從人生的角度賦予文化生動形象的涵限，那麼，從國邦、民族角度所投注的關切，則是宏觀地填補文化結構的架空，此種關切，體現於著者在民族山水、祖國情感、華夏文化之間，筆觸的渾然交融，視文化為民族的精魂，並將其對民族的情感付之於山水的想望。
輔承於對人生價值的思量，《文化苦旅》滿溢對中華文化歷史命運的迷茫探詢，力圖在湖光山色中尋取民族文化「另一村」的光明景況。在間續的文化苦旅途程中，索求著民族文化的真諦及命運的依歸。
對文化人格的探詢
在《文化苦旅》的自序中，著者重提亙古的課題：「如果精神和體魄總是矛盾，深邃和青春總是無緣，學識和遊戲總是對立，那麼，何時才能問津人類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余秋雨希望藉由對於傳統文化人格的尋繹，獲得有益的啟迪，在文化意涵及文化人格的形塑上，走出迷亂的窘境。
以深沉的理性，照見傳統文人由入仕而致平庸的悲哀無奈、照見文格與官格之間的嚴重悖離，並深情詠頌因遭貶而締造豐富精神價值的文化名人，余秋雨將身在仕途的傳統文人分為兩類，一是甘於庸碌的「無生命的棋子」，一是到處遭逢衝撞的有生命的「棄子」，而多數中國文人的價值是集中在後者的。
傳統文人的歷史文化處境不外「出」、「處」、「辭」、「受」四字，因此隱逸人格成為余秋雨散文探詰的重點，在〈廬山〉、〈藏書憂〉、〈江南小鎮〉、〈沙漠隱泉〉、〈寂寞天柱山〉等篇章中，俱皆塑造高標出世的隱逸形象。儒家「為己之學」的指引、釋家道家尋求生命獨立之精神感召，均以文化原型的方式，對現代知識分子造成潛在的影響。中國傳統文人的品格只有在出、處、辭、受的巨大張力中，才得以突顯出閃爍的光輝，而余秋雨苦修苦旅、萬里獨行的目的之一，也是在為自己卜居一個歸隱之所，象徵知識分子建構品格的祈求，也顯示其內在驅動力的來源。
如同〈筆墨祭〉中所言：「本該健全而響亮的文化人格，越來越趨向於群體性的互滲和耗散。」傳統文人一直是強固道統的代表，但知識若無法與道德取得平衡，知識就無法成為自足的獨立領域，傳統文人儘管歷經苦行苦修，仍難以獲得樹立高貴品格的可靠保證，而余秋雨散文對傳統文人的嘆惋多源於此。
對傳統文化的汰選
在〈筆墨祭〉中，著者陳述其觀點：「健全的人生須不斷立美逐醜，然而，有時我們還不得不告別一些美，張羅一個酸楚的祭奠。世間最讓人消受不住的，就是對美的祭奠。」他抱持「對美的祭奠」的態度，以冷峻的理性精神，對傳統文化進行汰選。民族文化的精髓在於其凝聚力，余秋雨的散文則處處彰顯對此凝聚力的追詢。
〈鄉關何處〉一篇由古人充滿宇宙意識的超驗之問起筆，落腳於人生歸途的探訪，以吞古納今之勢，對民族的「故鄉情結」進行梳理，而民族的「鄉關」並不在名山大川、宮殿城鎮之中，而在於以河姆渡人、王陽明、朱舜水、黃宗羲…為代表的中國文化中。在王陽明之處，中國文化凝鍊成倫理本體型文化，人的意義、價值在社會的倫理體系中受到限制，只有不斷自我提升，才能為倫理本體接納；人處於天地之間，實質上是由倫理本體所放逐，只有經由倫理價值的自覺，人們才得以尋覓精神的家園，但這種自覺常又是漫無極限的，因此，人們難以得到進入倫理本體的可靠保證，而處於一無家可歸的空蕩感覺，「鄉關何處」之問於是應運而生。
〈上海人〉以典型的散文特質，容載深邃豐富的學術思想，並以終極設定的氣魄，為上海文化尋求當前及未來的不可取替地位。這篇散文不僅使現實的上海人堅定走向未來的信心，更讓我們了解，傳統文化並非是單一封閉的系統，而是涵括多元因子，可據以開發豐富新貌的源流。
在文化傳統中察訪實業的精神處處可見，〈抱愧山西〉尋繹中國的商業傳統，其中令人折服的說理及火般的熱情，讓人深信：只要有較合適的社會政治氣候，中國的傳統文化即可開發出強勁蓬勃的現代商業精神。
在〈筆墨祭〉中，著者藉祭奠書藝文化，對傳統文化的表現方式進行吟詠，書法是種純淨的心靈外化形式，可藉此率真的與生命進行溝通對話，然而，毛筆文化的失落，也無疑使人類文明失卻了悠悠的芳草地。〈江南小鎮〉表露對傳統生活方式的無限嚮往，認為隱居江南小鎮，「幾乎已成為一種人生範式」，而「小橋流水，蓴驢之思，都是一種人生哲學的生態意象。」在此，因余秋雨為了對現實的「異化」進行矯正：所以在對傳統的表現方式、感受方式、生活方式進行「美的祭奠」的同時，也不忘呈現其中的活力與生機。
在〈夜航船〉中，余秋雨認為中國傳統文人「談知識，無關眼下；談歷史，拒絕反思。十年寒窗，竟在談笑爭勝間消耗。」在〈廬山〉等篇中也意識到傳統文人的個人道德提升，往往使文化陷入整體的不道德，這何止關乎傳統文人的品格，更與傳統文化的品格密切聯繫。余秋雨的散文始終貫串警惕的意識，以免陷溺感性的盲目。
余秋雨雖對西方文化表現審慎的緘默，但在〈夜航船〉之末，仍將張岱百科全書式的〈夜航船〉與產生於同一時期的法國狄得羅百科全書作一比較，極具象徵意味的體現對傳統文化進行汰選的開放情懷。
對當代散文的超越
余秋雨一系列的文化散文，如同一位祈盼悟道的苦行僧或背負沉重使命的山居隱士之心靈軌跡，在踏遍鬧市、荒漠，追問往古、現實之後，建立起一座寧靜淡遠卻透露無限生機的精神道場，並藉此對當代散文進行一次重要的超越，以羸弱的散文身軀，承擔塑造民族文化人格的重任。
他所要探討的問題，正是自晚清以來志士仁人傾力追詢的問題，不論是倡議「中體西用」的晚清洋務派，或是活躍當今海外的「現代新儒家」，均以強烈的民族責任感及深刻有力的行動思想，希望使民族的優良傳統獲得創造性的現代轉化。
余秋雨散文對當代散文的超越，不僅表現在思想文化境界上，更表現在強烈的主體意識方面，直指民族心靈的深處。其散文之所以有很強的感召力，根本即在於作家將自已鮮活的文化生命融入筆端，而此具體的文化生命又是由沉重深厚的現實歷史積澱而成。真正純淨的主體意識，需要對現實的憂患、對歷史的洞察、對人生的定力、對未來的執著、對整體人類文化的感悟，而由更高的層次對歷史現實進行極其深切的眷顧，其間的憂思、苦惱、歡愉、欣慰，皆與歷史、現實、未來深相契合，由此構成散文結構的立體化主體意識，將當代散文推向新里程—承繼「載道」的優良道統，取傳統散文文體之神而賦予現代散文文體之形，既對傳統散文進行創造性轉換，也對當代散文進行突破性改革。
余氏散文關注歷史，堪稱歷史的潑墨，關注人生，可稱人生的寫意。潑墨寫意的汨汨滔滔，淡寫輕描，使余氏散文呈現獨特的滄桑之美。余秋雨沒有被故紙堆淹沒，也沒有瞧不起新生的文化群落，關注城市命運（〈白髮蘇州〉、〈脆弱的都城〉、〈五城記〉），關注經濟的發展（〈抱愧山西〉、〈江南小鎮〉），試圖由歷史的隧洞中摸索經驗，作為當今市場的借鑑，渴望古老的國度能儘快在農業文明之外，吸附城市文明的精神。一路行來，從《文化苦旅》到《山居筆記》，長長短短大大小小的幅員中，浸潤著濃厚的憂患意識。面對歷史，余秋雨並未吝嗇筆墨，揮揮灑灑將死的歷史還原為活的形象－歷史的人生化，人生的歷史化，是余秋雨哲理化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