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像是閃電雷鳴，在台灣文學的運動裡，劃破沈寂的文學界！他像是魔鬼，不是人類！在同一輩的文友心裡，有著神一般的地位。他生於農村，長於農村、書寫農村；他由農村出發，書寫社會、批判社會、表達憤怒的愛。他就像是文學大地響起的一聲驚雷。他，就是宋澤萊，從打牛湳村而來！

　　本名廖偉峻的宋澤萊，1952年出生，雲林縣二崙鄉人，1976年自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後，除了兩年預官軍旅生涯，一直任教於彰化縣福興國中至今，並居住鹿港鎮內。

　　大學時代開始小說創作，1978年以《打牛湳村》系列小說震撼台灣文壇。作品涵蓋小說、散文、詩集、評論、翻譯等，曾獲吳濁流文學獎、時報文學獎、聯合報小說獎、吳三連文學獎等，並結合同志創辦《台灣新文化》、《台灣新文學》、《台灣e文藝》等雜誌。

平凡守份的歷史老師廖偉峻

　　在學校是平凡守份的歷史老師廖偉峻，在文壇是叱吒不凡的創作名家宋澤萊，教書是本職，寫作是副業。但教書只是糊口的工具，寫作才是心靈的寄託、生命的告白。尤其早在投身教師生涯前，創作的生命就開始伸展開來。

　　「本來我就對寫作有興趣，我寫小說的過程，就是學習的過程，藉著小說成長」，宋澤萊這麼說。

　　大二時，醉心佛洛姆的新人文主義，將佛洛姆學說移植發表第一篇小說《嬰孩》，投稿當時的《中外文學》，主事者顏元叔以為是德法心理小說的翻譯，要求宋澤萊說出原著出處方准刊登。宋澤萊回答：「什麼都不是，那是我胡亂寫的。」令顏元叔大吃一驚。

索個人心靈的黑暗面

　　以現在的說法，《嬰孩》是典型的現代小說，而對宋澤萊而言，《嬰孩》等早期作品則是個人心靈的記錄，他追索的是個人心靈的黑暗面。縱使後來宋澤萊公開承認自己的幼稚，承認是心靈曾誤入歧途，然而正如其所言：「生命的成長是不必後悔的。」尤其他在心靈小說中超乎人性探討的強烈歷史社會意識，仍是該給予肯定的。

　　爾後，突破這段題材沒有一定的道德規範、倫常秩序，充滿前衛性、實驗性的創作階段後，大學末期的宋澤萊，開始了新生命的追尋，開始寫像小說的小說，開始《打牛湳村》的時代。

　　大學畢業後，重回二崙鄉的老家，發現父母真的老了，而農鄉是如此的美麗與窮敗。身為農鄉子弟，他如何可能協助父母再造這個困頓的農鄉？被社會剝削殆盡的農村，面對的將是怎樣的未來呢？看到了現實人生後，宋澤萊決定開始寫這類的小說。

　　1976年，宋澤萊入伍服役，負責海防的任務，軍旅生活的緊張、生命的無保障，更令宋澤萊想起故鄉。想起了童年，想起碧藍的天、蒼翠的地，想起純樸年老的父母、勞苦勤奮的鄉農，這一切記憶開啟了其寫實文學的創作大門。

70年代耀眼的文壇新銳

　　於是，前後四年的時間，一系列以農村、農事、農人為題材的《打牛湳村》陸續發表。70年代中後期閃亮耀眼的文壇新銳於焉誕生，震撼了沈寂已久的文學界。許多人為其文所驚，更有許多人認為《打牛湳村》是台灣鄉土文學的里程碑。

　　其實，宋澤萊寫的正是真實的農村記事！《打牛湳村》正是他所生所長的雲林二崙，而《打牛湳村》那一個個看天吃飯，種稻米養家，種香瓜糊口，飽受社會剝削的小農，正是二崙鄉鄉農的縮影。只是宋澤萊形諸文字的小說，既是趣味親切，又見諷刺不平，篇篇讀來，是又好笑又不免讓人鼻酸，其中一篇《笙仔和貴仔的傳奇》，讓他拿了不少獎項。

　　因為書寫《打牛湳村》，宋澤萊開始真正接觸社會，認識社會。因為《打牛湳村》，他受邀至美國愛荷華大學寫作坊擔任訪問作家。最重要的是，因為《打牛湳村》，他的視野、學問開始變得開闊。

　　然而，作家此時開始發現，寫實小說無法帶給他心靈的解放，苦悶的現實只能令他更苦悶。於是為了追求心靈解放，宋澤萊開始嘗試浪漫主義的路子。尤其，服役時的一次痛苦殘酷的經歷，更促使他擺脫諷刺的筆法，走向重唯美重感受的風格，企圖清除內心的抑鬱。

　　告別浪漫主義時期後，宋澤萊開始自然主義小說的有意寫作，企圖描寫1979年前畸慘的台灣下層社會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