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　者：王山
出版者：周知文化事業公司
出版年：民國八十四年

　　｛第三隻眼睛看中國｝此書付梓於世後，造成了一股熱潮，其大陸著者王山偽假身分為德國學者「洛伊寧格爾」，主要原因在於恐遭檢查官員的封堵，而出此下策。此書問世後，不僅在大陸成為家喻戶曉的政治觀察家，在整個華人地區及國際社會中，成為聲名大譟的中國問題專家。由於｛第三隻眼睛看中國｝暢銷，於是在九五年底又出版｛第四隻眼睛看中國｝，但就其內容而言卻深深予人名過於實之嘆！

　　此書分為二章，在第一章中，王山先生認為大陸社會與經濟發展進程中所引發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將會在五年後趨於成熟，達到非解決不可的程度。其中主要的六個問題是：難以遏阻的通貨膨脹、國營企業大面積虧損、權力的濫用及腐敗、農糧作物生產的投資不足和後繼乏力、貧富差距擴大後形成的社會階級分層，以及信仰體系的渙散瓦解。在中國大陸一系列的社會核心問題中，所顯現出看似環環相扣，卻又各呈現獨立狀態。有的已迫在燃眉，如通貨膨脹；有的仍在積累蘊勢，如糧食問題，仍可得過且過等上幾年。然而問題重點則在於社會核心問題間所存在的相互關聯性。由此生彼，互為因果，環環相應；一處惡變，相繼發難，迸濺出令人心悸的負效應，會使一個尚屬正常的社會，在驟然間就處於全面危機中。

　　王山先生認為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的參與者，對一系列的社會問題中都至少有一項感到憂慮、憤怒及不滿，而選擇作出如此的抉擇，進而要求政權作出改變，歸究其因在於執政黨社會政策的錯誤。

　　王山先生認為對整個社會問題提出的處理思維是這樣的：社會問題到底是政治問題，只能用政治方法去解決，由於各個社會問題之間的相互寄生、關聯，解決的先機必須有待於時機和條件的成熟。基本上，王山先生是肯定社會未來面貌係由社會上層之間鬥爭的勝負所決定，而最後決勝的關鍵點則在於能否掌握「時勢」。同時他指出在毛澤東時代，講的是民眾決定論，但實質上卻非如此；民眾只能夠創造時勢，根本無力掌握它，而毛澤東「破」舊社會秩序更帶有主觀急躁的色彩，反使新秩序喪失生存建立的先機條件，終使革命徒勞無功！

　　王山先生認為政治解決的方法，在於上層集團的革新派透過運用民眾自發式的反抗並與之結盟而取得優勢，就能有所作為。顯然得知對政治解決所可能採用的形式，較欣賞由政治強人掌握時勢，並加以領導，取得階段性成果的漸進策略，才不致於發生流血衝突的改革動作。

　　中共未來發展的趨向，王山先生認為必會更貼近現代資本主義模式，有趣的是，他雖然對無產階級專政持否定的態度，卻把深化改革進程中的專政視為必須，因為他把社會穩定的維持視為產生進步的先決條件。所以一再重申，中共選擇社會主義道路是不得已中唯一可以自保的方式。以此為基礎來建構「新威權主義」的理論架構，故其政策主張是：不求根治只求緩解，必須完全放棄質變的熱情，而不懈地追求庸俗的量變。

　　著者的分析見解精闢，亦有其獨到處，然共產意識形態仍根深蒂固，使其解決的處方無法跳出既有的窠臼，並不自覺地被片面、武斷的思維匡住，殊為可惜。例如對愛國主義，就看出它只能作為社會進行外鬥爭時的最低共同綱領，並不能作為一種永久性的信仰，否則民族心態必易隨著國家在國際社會的不同處境而變化，民族心態將由受辱感而變得狹隘，並可能為求得自尊補償而具有進攻性。在另一方面，雖知中國終將步入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的軌道，但強調肯定威權統治的必要性。

　　從經改至市場經濟後，官商勾結成為官僚主義和官員貪污腐敗的元凶，王山先生卻認為它也構成某種社會安全機制，因為權力的監督和控制開始從外部向內部發展，政治多元化非為實現民主的必然條件，反認為在未具備實行的條件時施行，既不能清除專政的腐惡，反而威脅到社會的穩定和安全，並釀成民族和歷史的悲劇，僅表示共產黨政權如果不隨著改革的深入做適應性的改造，將距離社會的需求越來越遠。

　　王山先生指出，以鄧小平的改革思考做為基礎，對於政治控制的少許鬆動，誘發導引出無法控制反社會反權威的風潮，從而威脅整個國家的生存；再以毛澤東主導的文化大革命，卻導致整個社會局面的混亂和無序作為佐證，來為毛、鄧兩位領導人歷史錯誤的動機辯護，並歸結出：中國社會發展的現實狀況，並不是理想政治架構得以生長的適宜土壤。這種為中共執政護衛預設立場而流於主觀，並以簡單的線性因果關係作為論斷軸線的思考邏輯，只反映出問題的表層，它也只有某種程度的經驗性，並不具備必然性。同時也指出，資本主義的人權只會構成對秩序的破壞和對社會穩定的威脅，對政策的偏重點不斷進進退退的位移，亦給予高度肯定。這樣的視角反映出著者的意識深層完全受其原教旨的侷限，拘束了更前瞻性的視野和更深廣的文化層面思考，使其解讀和其敏銳的觀察力顯現出難以相濟的狀態。

　　在論及兩岸關係上，王山認為中共與美國之間並沒有基本的利益衝突，所以在對付臺獨問題上，臺灣若寄望美國的庇護顯然失智，他國更難置喙或聞問；臺灣未來的前途，則明確表示只能視大陸的發展變化情勢而定。對一國兩制，則指陳臺灣之與大陸實無均勢可仗，故在理論上，一國兩制只可能是政治均勢下的妥協措施；大陸自身的政治進步和經濟發展乃是解決臺灣問題的關鍵所在，因此，臺灣問題能否平和順利解決，是檢驗大陸改革事業成敗的一個外在標誌物；最後指出，中共現階段外交與國防的最大課題仍是維護國家統一，解決臺灣回歸問題，提醒臺灣不宜去撩撥中共的痛處。這些思考並不全然客觀，在理論上的傾斜亦十分明顯，但不乏深刻處，值得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