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載爵 讓圖書館博物館化 展覽珍品

　　「圖書館不再只是藏書大樓，因應數位學習趨勢，民眾在知識的取得方式與途徑上有了不同的需求，圖書館的功能已逐漸轉向提供連結的重要場所。」台灣出版界重要領袖之一，聯經出版公司發行人林載爵點出科技對圖書館所帶來的轉變。而建立豐富、龐大的數位資料庫是刻不容緩的任務，除了加強電子書的建置外，林載爵指出，圖書館必須開發出新企劃， 根據當地需求及特有性，積極收集重要的主題資料，再經由連結功能，串連成全國性的數位資料庫，讓搜尋功能更強大。舉例：紐約公共圖書館成立了一個實驗室（NYPL Labs），透過程式開發者、網站設計員及圖書館策展人的緊密合作，將各種文獻轉化成可供搜尋的數位資料。西元2011年春季起，圖書館推出「菜單上有什麼？」（Wha t's on theMenu ?）的計畫，將19世紀中葉以來，圖書館所蒐集約45,000種的餐廳菜單數位化上線，同時邀請紐約市民加入菜單轉譯的工作，增加其內容的完整性與多元性，以呈現出過去170年來的美國飲食文化。參與民眾相當踴躍，目前已逾16,820種菜單1,251,984道菜完成數位化建置工作。

　　此外，林載爵也提出圖書館博物館化的重要性。過去，圖書館許多珍貴收藏，往往被典藏在專屬空間內，一般使用者無法輕易接觸；近年來，越來越多圖書館以各種主題性展覽，增加民眾親近館方特有藏品的機會。林載爵以愛爾蘭國家圖書館（The National Library of Ireland）為例指出，在這座知性建築裡，收藏了愛爾蘭詩人葉慈（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年）的珍貴手稿、書信及作品，圖書館為了使葉慈的相關歷史文件能被翻閱，又達到保護史料真跡的效果，特別運用數位觸碰螢幕展出，並將不易解讀的手稿字跡，設定成可轉為正體字的功能，讓參觀者能深入了解葉慈的生平和寫作歷程。知名的大英圖書館（British Library）也是一年至少舉辦5~6檔的展覽，其中令林載爵難忘的是英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1491~1547年）的特展，展覽以文獻為基礎，擴大收集展出亨利八世的肖像、盔甲、壁毯等珍稀歷史文物，精采度令人嘆為觀止，造訪人次更是不計其數。

　　因此，林載爵藉由這兩個案例指出，未來策展人在圖書館扮演了極具重要的角色，策展人必須善於整合圖書館資源，充分運用館藏珍品，展現其價值內涵；他相信深具文化厚度與質感的展覽，民眾參觀後一定會很興奮，也能進一步拉近民眾與圖書館的距離。近年來，國家圖書館已開始透過館內收藏獨有的古籍珍品，舉辦「歷代佛教經典文獻珍品特展」和「明代文人悠遊生活古籍文獻展」等展覽，並積極建置「台灣記憶」的數位資料庫計畫，為台灣圖書館開風氣之先，做了良好的示範。

　　林載爵，聯經出版公司發行人兼總編輯，曾任教於東海大學歷史系；擔任台北書展基金會董事長期間因在台推廣法國文學，並促進台法之間的文化交流，於2011年2月9日受法國政府頒贈法國藝術及文學勳章的騎士勳位，為台灣出版界獲此殊榮之第一人；並於2012年獲金鼎獎圖書類特別貢獻獎殊榮；主編《台灣研究叢刊》、《中國文化新論》，著有《譚嗣同》、《台灣文學的兩種精神》等書。

馮光遠 空間再活化 主題式展演

　　但將當話鋒轉向圖書館議題時，畢業於輔仁大學圖書館學系，曾在美國康乃狄克州，就讀費爾菲爾德大學（Fairfield University）大眾傳播研究所期間於圖書館打工兩年的馮光遠，收起了詼諧的作風，多了份嚴肅的神情。他回憶，1979年於美國求學時，在造訪親戚家附近的小鎮圖書館後，有了深層的感動，除了書籍，當時圖書館早已收藏了黑膠唱片、錄影帶等豐富的文化創作品項，甚至連繪畫也能提供外借服務，民眾可挑選與住家裝潢氛圍契合的畫作，出借懸掛於家中展示約長達3個月之久。另外大型圖書館，像是紐約現代美術館裡所設置的圖書館（The Libraryof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有關電影的藏品，就包含了導演的手稿、電影製作過程的重要文物……，保證會讓藝術愛好者大開眼界。馮光遠表示，在這裡圖書館收藏的就不再只是書籍或電影最後產出的影片成品本身，而是整個文化記憶。他說：「身為一個文明國家的圖書館，就該有這樣周全的經營觀念。」

　　圖書館基本上是一個知識集中的地方，最大的忌諱就是沒人使用館內的資源，因此如何將知識激化成活水，並運用空間特性，讓使用者可以利用這些資源現學現賣，是值得思考的問題。馮光遠指出，融合知識、生活與文化，針對每個區域的獨有特性或主題，呈現強烈的圖書館特色是關鍵；舉例：台北市是一個以服務業為主的都市，其中又以餐飲業為大宗，可以設立以飲食為主題的圖書館，同時邀集店家進駐，讓外來的觀光客也能進一步了解台北的飲食文化。馮光遠認為，讓圖書館的本質與外在的生活實況契搭在一起，對讀者會有比較大的貢獻。

　　再之，台北有很多荒廢的公家空間，都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因此，馮光遠主張活用古蹟與閒置空間，使其成為能長出新文化的實體，對於台北文化的拓展相當有幫助。牯嶺街小劇場將前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區第二分局的閒置空間，定位為前衛劇場的表演公共場域，具體落實成為人文藝術共生與融合的創意據點，就是一個值得學習借鏡的佳例。馮光遠舉例，好比台北大安區屬於文教區，也有不少文人曾經居住在此，若運用故居或閒置的古蹟空間，在此設立一個以文學為主題的圖書館，讓閱讀與文化揉合在一起，會是比較有遠景的作法。

　　在這個圖書館裡，可以有一個舒適的小空間，舉辦與作家對談的活動，而不是趨向單向式的大型演講，在這裡不必正襟危坐，可以挑選自己喜愛的造型沙發、椅子，與作家輕鬆暢談。馮光遠表示，過去台灣作家很少有機會與讀者深入對談書裡的內容；一位作家能完成作品的書寫，背後一定有許多值得探討的故事，也許書籍作者早上必須在菜市場營生或是從事送貨員工作，整天在路上忙碌奔跑，只能利用晚上空餘閒暇時間盡情抒發對寫作的熱情等等。每個人生活經驗都不一樣，馮光遠相信，當圖書館願意投入這樣的時間、空間跟心力，讓作家在適宜的場域，而不是裝潢亮麗的冰冷空間，近距離與讀者分享創作的點點滴滴，一定可以提升很多人的閱讀興趣。

　　馮光遠， 作家、《給我報報》總編輯，曾任《中國時報》副總編輯、文化中心主任及金石堂書店行銷創意總監；1993年與李安合編電影《喜宴》獲得金馬獎最佳原著劇本獎；1998年推出自編、自導、自演的電影《為人民服務，才怪》；今年7月將於蔡英文的想想論壇網站上以「馮光遠情書」的概念， 開闢一個寫作專欄； 著有《本文作者為國寶級白目》、《50/50馮光遠攝影集》等書。

王盛弘 專業圖書館 可以更多些！

　　出生彰化淳樸農家的散文作家王盛弘，對於花草木樹有一種天性趨向的著迷。他曾說過：「大自然就是我的宗教！」服兵役時，王盛弘主動放棄補侍從士的肥缺，於莒光作文簿寫下婉拒與爭取：「坐在辦公室吹冷氣並非我的初衷，我更願意在陽光下勞作，……，我本是農家子弟，深諳四時更迭、草木榮枯……。」讓他如願取得園藝兵身分。即使後來隻身移植到五光十色的台北城市生活，王盛弘仍鍾情於蒔花弄草，曾以文學創作的筆調結合園藝教戰守策，出版《草本記事》（後更名為《都市園丁》），甚至在其它作品中也能觀見其對花卉草木書寫的身影，正如同他在《十三座城市》所寫：「我熱中園藝，貪看野草閑花。」

　　基於此，王盛弘談到對圖書館的發想，首先想到的是專業圖書館，好比在植物園內建一棟圖書館，亦或是結合植物栽種將溫室直接打造成一座圖書館，讓喜愛植物的人，同時也能滿足對知識的追求渴望。但王盛弘強調，圖書館不能僅收集專精的文獻資料，必須兼顧年齡層與知識水平的差異性，將植物與所有相關的書籍蒐羅齊全，才能達到普及教育的功能。同時也能舉辦實體活動，好比紙張的製作體驗，從一顆樹、一頁紙，到印製成書籍，透過知識與生活的結合，深入探索植物的奧秘，讓學習變得更加生動活潑。

　　因此，王盛弘的理念，是增闢具主題性的專業圖書館，而非綜合型的圖書館，如此才能深入、廣泛收集專有領域的相關書籍、資料，也讓讀者可以依需求及興趣，明確的找到閱讀的棲身之所。性好文學、曾於多國旅行的王盛弘，也以日本司馬遼太郎、井上靖、三島由紀夫等眾多知名作家紀念館為例，提醒台灣應重視作家的文物保存。他說：「大作家本身就是一間圖書館，讓人閱覽不盡。」譬如：谷崎潤一郎位於神戶近郊的舊居倚松庵，他在那裡租住了7年，完成《細雪》等名著，裡面展有谷崎的手稿、書信等文物，一旁書櫃上也擺滿了谷崎的相關書籍，可供參觀者於館內閱讀，以加深對作家的了解。

　　相形之下，雖然台灣也設有文人故居或紀念館，可惜不多，也不是那麼重視文人的文物保存與研究，近年來有不少作家，已將大批手稿真跡捐贈到中國大陸，若是我們再不積極搶救，很多重要物件一旦遺失了，就難以再尋回。王盛弘指出，可透過主體作家向外輻射的方式，找出同年代或彼此有師承關係的作家，好比以現代文學為基礎，匯集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等作家的手稿、作品、交友圈、相關評論與出版品等文物資料，在故居或與作家相合宜的建築中，成立一間小而精美的圖書館，留下一個時代專屬的文學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