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我們必須重寫癲狂的另一種形式的歷史－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
我們何以要書寫癲狂的另一種歷史？瘋子不就是瘋子？關於瘋狂的知識，難道不是躺在醫學的書本上？傅柯說要重寫癲狂史，似乎是要告訴我們：我們過去對癲狂的認識出了問題。瘋狂（或譯為癲狂、瘋癲）的定義為何？傅柯一開始便於前言中指出，這是一個沒有固定答案的問題，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界定。因此，關於瘋狂的探索，必須放棄最終會有結論的想法，探索瘋狂的目的在於：透過考古學與系譜學方法，去揭示理性與非理性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地位。
｛瘋狂與文明｝是法國當代思想家米歇爾‧傅柯(1926-1984)的早期代表作，傅柯企圖在本書中揭示古典時期（十七世紀中葉至十九世紀初）以來理性對於瘋狂的壓制，及其背後的靜態結構。傅柯的思想一直是繼承馬克斯主義之精神的（即使他對馬克斯與新馬克斯主義的部分內容多所批判），他所關注的人物或現象往往帶著濃厚的邊緣性格：瘋狂、偏差人物、性……。他是一個「傳統」的破壞者，他的思想總是顛覆著傳統的典範，他以歷史的考證方法去顛覆連續性的歷史觀，並否定了在現代世界大行其道的「科學」及其「合法性」。在傅柯眼中，一切知識其實是一個權力問題，真實並不存在，因為權力決定了知識是什麼、真實是什麼。以上這些思想特性都可以在這本書中看出端倪，在這部書裡，他以反科學的語言為瘋狂病人發聲，從權力的視角去審視醫生與病人的關係，進一步揭露了理性時代人們的自以為是與無知。他似乎要告訴我們：理性也可能是一種假意識。然而，傅柯沒有告訴我們該如何行動，他把選擇權留給我們，他所做的只是揭露我們誤以為是「真實」的「不真實性」而已。
二、核心問題：理性與非理性之界線
為了不受目的論或理性的因果關係制約，傅柯一開始便明白指出：「在這個領域中成問題的是界線，而不是對某種文化的鑑定。」
瘋狂與理性的界線並非一開始就涇渭分明，在科學語言出現之前，兩者的界線是曖昧不明的。在文藝復興時期，瘋狂是神秘體驗和道德諷刺的綜合體，當時的歐洲人對於瘋顛的態度是一種恐懼與好奇糾結的矛盾心態，一方面把精神病患者裝上「愚人船」驅逐出境，讓他們漂泊遷移於港口城市之間；另一方面，瘋癲者成了中世紀民間文學的要角，在諷刺劇中，著者往往透過癲狂者、愚人或傻小子的角色以笨拙的語言道出真理，揭示真實世界的荒謬，如塞萬提斯的唐吉訶德和莎士比亞戲劇｛哈母雷特｝中的奧菲莉亞。在這裡，瘋癲的形象成了人們認識人性的中介，甚至，瘋癲本身即是主題。於是，我不禁要問，難道瘋狂不是人性中不可分割的要素嗎？
到了古典時期，理性與非理性開始分裂，瘋狂被視為一種罪惡，瘋子被關進原本用來囚禁中世紀痲瘋病人的場所，傅柯對此結果做了一番闡釋：「痲瘋病人已經絕跡，……留下來的只是組織結構。往往在同樣的這些地方，隔離的模式會再度出現，……窮困的流浪漢、罪犯、精神錯亂者取代了原先痲瘋病人所扮演的角色。」這是一種標準的結構主義觀點，人並沒有其自身的能動性，而是被結構決定著。
十七世紀中葉，西方人開始崇拜理性，對於非理性的代表－癲狂的排斥確立了理性的崇高地位，一六五六年巴黎總醫院的建立，標誌著這一階段的起點，過去監禁痲瘋病人的建築物被用來對瘋子、流浪漢、窮人、乞丐施行「大禁閉」，對瘋子監禁的理由不是精神錯亂，而是他們對社會無用。這樣的監禁行為，可視為理性對於非理性的一種懲罰；對於癲狂的懲罰，正是當道者權力彰顯的儀式。
到了十八世紀末，人們開始以科學的觀點將瘋狂視為一種精神病，乍看之下，這樣的轉變似乎是伴隨著啟蒙運動理性主義與法國大革命後人權的興起而來的，然而，傅柯卻指出這樣的轉變是有其功能性因素的。一七七○年開始，人們漸漸意識到把病人禁閉起來並非良策，若能將他們改造成具生產性的勞力，將有助於創造社會財富，節省政府行政開支。由此，我們看見了頂著人道主義光環的理性隱含的假道學嘴臉。
三、綜合評述
綜觀全書，傅柯以九個章節外，加一章前言、一章結論重寫了癲狂史，同時也完成了對精神病醫學典範的拆毀。在第一章「愚人船」裡，我們被帶到瘋狂史的起點，也就是理性和非理性開始產生隱約的界線之中世紀末，瘋子被裝上愚人船漂泊於城市之間。傅柯認為：「瘋狂是知識。首先，因為所有這些荒謬形象實際上是組成一門艱辛、晦澀、深奧學問的成分。」當時的人們畏懼癲狂，因為它是如此地深奧難解。這樣的畏懼與人們對於死亡或巫術的畏懼如出一轍，於是，排斥癲狂或視癲狂為罪惡將有助於消解人們的不安。這種說法與涂爾幹對於犯罪的看法極為相似，在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一書中，涂爾幹將犯罪視為一個健康社會的整合因素，它具有凝聚社會集體意識的功能，正是犯罪提供了社會群體可以大加撻伐的對象。如此看來，被撻伐的目標及其內在意義為何並不重要，因為它是可變的－犯罪、瘋狂、性變態、酷兒……，重要的是令該目標在該歷史時期成為眾矢之的之機制。雖然愚人船在今日已不復存在，但是對於癲狂的壓抑並沒有消失，只是換個形式而已，愚人船，其實就是今天的精神病院。
接續著第一章，傅柯在第二章闡述了「大禁閉」的道德意義，傅柯認為，用來對瘋子、窮人、流浪漢施行大禁閉的總醫院與任何醫療概念無關，它更接近於一種制度形式，在這種形式中，當時正形成於法國的君主專制政體和資產階級的意識型態得以被實踐。這些住在總醫院裡的人們，以一種極端專制的方式被對待著，總醫院的意義不在於囚禁，其意義在於將邊緣人與貧窮趕出社會，形塑出社會井然有序的圖像，這種圖像是一種意識型態，它告訴人們要認真勞動、要有良好品德。由此看來，總醫院其實代表著一種類宗教式的道德監督機構。
傅柯在第三、四、五章承續著第二章的看法繼續發揮，但基本上不出第二章的範疇，到了第六章，傅柯開始分析病人與醫生的權力關係，這一章可說是本書的重頭戲。十九世紀後的現代時期，瘋狂被視為一種疾病，傅柯認為，這樣的轉變除了縮小癲狂的含義外，並無任何意義。挾帶著實證主義的醫學，讓癲狂成為一個可分析、可檢視、可「把握」的對象，然而，治療癲狂的方法在醫院裡未能奏效，因為醫院主要關心的是「隔離」病人或「糾正」病人的行為，醫學只不過提供了理性世界將非理性界定為「病態」的合法性基礎罷了。所以，病人與醫師其實處在一個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之中，醫師被賦予權力去解釋精神病人的生活世界，並有權力控制他們的生活。雖然由佛洛伊德所開啟的精神分析學從性壓抑的角度來看待精神病人，並揭示了其解脫方式，因而被認為具有解放意義。但是，傅柯悲觀地認為，即使非理性被賦予說話的空間，由於處在這樣一種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中，醫師仍是權威，因此理性與非理性的對話並不存在，精神分析對待病人的方式仍只是理性的獨白。
四、結論
在這本書裡，傅柯的思想以一種敘說分析(narrative analysis)的形式呈現出來，這種方法隱含著結構主義的精神，它一反過去將文本視為客觀世界的機械反應，而將其視為經驗之再現，並具有內在的主體性。他所分析的文本遍及了史學、哲學、文學、藝術等諸多領域，除了傳統的學術文獻外，還有戈雅、梵谷的畫作，以及社斯妥也夫斯基、拉辛、莎士比亞、塞萬提斯的文學作品，另外還包括了尼采的著述、｛聖經｝等，可說是無所不包。這樣的分析方式明顯的不是以科學語言的方式呈現，科學要求知識服從一定的形式規則和命題構造規則，而傅柯的方法是透過對歷史材料的分析，把過去因為權力因素而被壓抑的知識「解放」出來。
通過傅柯所描繪的癲狂史，我們見到了古典時期以來理性對非理性的壓制，在啟蒙運動以前，理性以道德與宗教的臉孔出現，啟蒙運動之後，理性化身為科學，科學與知識劃上等號，主宰著我們的世界觀。事實上，科學並非知識的全部，科學之所以能夠在現代大行其道，是因為它握有權力，而這種權力是透過啟蒙運動對宗教的批判與拆毀建構起來的。只是現在，看看人們對於科學的盲目崇拜，科學宛如另一種宗教。
此刻，我們必須恢復非理性的地位，因為理性與非理性本是潛藏在人性中的不可分割的內涵，理性與非理性的分裂是因為歷史的偶然與權力的居中作梗。恢復非理性的方法即是對理性批判，去質疑那些主宰我們生活的權威，而不是做一隻柔順的羔羊。我們必須去關懷那些被壓抑的對象：瘋狂、酷兒（同性戀、異性戀、雙性戀、扮裝……）、色情等，我們必須重新去認識他們，而且要試著進入他們的立場來看世界，才能達到平等的雙向溝通－一種相互主體性。
瘋子並非殘穢不堪，我們必須以一種誠心認識的心態去面對他們，但也不是去憐憫他們，因為我們與他們的地位是平等的，必須知道：瘋狂本是人性的一部分，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人都有激情與幻想的一面，瘋狂因此可以是自由、解放與神秘的象徵；癲狂與天才往往只是一線之隔，例如梵谷，例如尼采。瘋狂的知識是如此神秘而深邃，而我們對癲狂的認識卻是如此貧瘠，因而傅柯的這本書，只是一個起點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