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伴一個接著一個遇害、一件件不可思議的離奇死亡事件、一宗宗未能解開的神秘疑團，背後到底隱藏了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精巧設計的故事環節、蛛絲馬跡的沙盤推演、抽絲剝繭的人性分析，一連串高明睿智的解謎過程，精采的故事情節總是讓讀者大呼過癮！推理文學的迷人魅力，透過經典作品的傳誦迅速蔓延，再加上電視劇、動畫電影的風行，更帶動了台灣對推理小說文類的重視。 由木馬文化、台灣推理俱樂部所主辦之「目光的所在—推理大師邁向經典之路，第三屆人狼城推理文學獎頒獎暨座談會活動」，由知名推理小說作家既晴主持，會中特別邀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外語學院院長林水福先生、逢甲大學外文系教授劉森堯先生，及政大中文系教授黃美娥女士分別就研究的專業領域，淺談歐美、日本及台灣推理文學的發展淵源，並進一步和推理迷們分享個人私房閱讀經驗，帶領讀者共赴一場豐盛的推理文學饗宴！
淺談歐美日推理文學的進展
在探討推理文學前，劉森堯率先以三個主軸切入正題，第一，推理小說其實是中國人發明的；其次，推理小說在西洋19世紀末才開始蓬勃發展，而推理小說發展的環境，必須是經濟富庶、生活水平高，成熟、開放的社會條件下，才可能成就偉大的推理文學作品；最後，他質疑，為何西方與日本推理小說風行已行之有年，但反觀華文世界的推理小說卻一直停滯不前。對於上述疑問，劉森堯試圖從歷史中尋求解答。
劉森堯指出英、法、德這些推理小說發達的國家，都承認全世界最早發展推理小說的民族是中國人。以他的觀察來看，明末清初是中國古典小說的發展顛峰，相對來說也是推理小說的巔峰期。健全的社會環境，加上純文學的創作發達，在此相互輝映下，出現了偉大的推理小說作品。中國的明朝末年有金瓶梅，之前有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等都產生在西元1600至1800這二百年間，清朝初期社會安定富庶，當時的《七俠五義》、《小五義》等包青天辦案的公案小說，可說是推理小說的典範。甚至比西方福爾摩斯、愛倫坡早約兩、三百年。很多的推理小說的模式、寫法其實在包公辦案中都看得到。
劉森堯分析，中國的推理小說主要藉由荷蘭人高羅佩的翻譯推展，將這些中國式的衙門辦案小說傳入西方。高羅佩運用了古代的辦案故事，和福爾摩斯的寫作手法，將中國推理小說的精華拓展到世界各地。高羅佩起初將清朝書籍《武則天的四大奇案》前半部－描繪唐朝昌平縣令狄仁傑所偵辦的三起無頭公案，翻譯成英文，結果引起強大迴響。後來開始自己用英文創作，寫作《狄公案》系列小說，不但結合福爾摩斯、克莉絲蔕，更精采的融合了西默農，加入濃厚的心理學要素，包括犯罪者的動機、犯罪者的心理和情感生活等，強調對人的關注及人性本質的探索，「人性的關懷」遂成為推理小說最引人入勝之處。
關於日本的推理文學作家，劉森堯認為只有松本清張的作品可以提供讀者對於人性的認識，他最推崇松本清張所著之《日本的黑霧》一書，此書內容皆和政治有關，從韓戰開始到六○年代左右，談的都是日本的無頭公案。儘管故事中沒有抓到兇手，但是卻對當時的政治局勢、經濟情況及社會做了最大的批判和反諷。他認為台灣有能力出版一本《台灣的黑霧》，尤其尹清楓命案、劉邦友血案、319槍擊案相信都是很好的推理小說題材。儘管不一定追查得出兇手，或者根本沒有兇手，但最大的成就在於整個追查過程中，對政治、社會體制和人生現象所展現的反諷和隱喻。
此外，提及台灣推理文學進展緩慢的問題，劉森堯認為和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息息相關。他指出，清末以來戰亂不斷，無法造就社會風氣開放、經濟富庶的環境；而1946年後中國、台灣分成兩邊，台灣的發展目標明定為發展經濟、反共復國，因此只能描寫軍中文藝、愛情文藝等文學作品。時至1980年後開放解嚴，推理小說的創作又逐漸復甦，未來華文界偉大推理作品的誕生將指日可待。
日本推理小說的傳承脈絡
林水福首先釐清日本「偵探」及「推理」小說名稱的使用，他指出日本偵探小說的名稱早於推理小說，最早出現在黑岩淚香一九八○年《無慘》一書的序，其中提到「偵探」二字，後來正式標明為偵探小說者，為一九八○年黑岩淚香《美人之獄》一書，其後偵探小說名稱迅速普及化，有馬場孤蝶、江戶川亂步等人的投入。另一方面，「推理小說」名稱則出現在甲賀三郎一九四二年發表的短篇作品中，這裡所指的推理小說是「本格」偵探小說之意，和日本戰後流行的推理小說沒有直接關係。後來日本對推理小說的名稱有新鮮感，因為戰前的推理小說容易讓人聯想到黃色、官能、煽情，因此後來漸漸從偵探往推理小說方面傾斜。但所謂偵探和推理間的區分，反映出的是時代趣味。
林水福分析，所謂的「本格」和「變格」也就是「正統」及「非正統」的區分，本格是以蒐查犯罪過程為主的小說，而變格小說則融入了其他犯罪、幻想、冒險、科幻等等的趣味性，兩者的區分不顯著。
林水福認為江戶川亂步，可說是日本推理文學的開拓者，不但成立了日本推理作家協會並且擔任第一屆理事長。江戶川亂步筆名的由來取自愛倫坡的外文諧音，他的推理小說作品由於懸疑性高、故事進展巧妙加上非現實性詭計運用完美等特點，受到大眾熱烈歡迎。代表作品有《雙胞胎》、《陰獸》等，其中《黃金的假面》一著，甚至改編為電視劇播映。
此外，林水福認為日本推理小說史上解謎的第一把交椅首推橫溝正史，橫溝正史以金田一耕助為主角的文學作品，被改拍成電視劇，其後來創作的《本正殺人事件》，則是第一部以日本風土為背景的推理小說。橫溝正史在詭計設計相當巧妙，擅長處理人和詭計間的關係，作品因而大受歡迎。其他日本文學作家如泉鏡花、石原慎太郎，旅日華人作家邱永漢、陳舜臣等人在其文學作品中都曾短暫融入推理小說的手法及創作。
林水福分析日本推理小說家松本清張的作品和一般推理小說以抓兇手或解謎方式作結不同，松本的作品不以創造大驚奇或大驚悚為樂，呈現方式比較平實，著重於對人性的描寫，「人性描寫」是任何文學都不可或缺的一塊。林水福指出，松本清張的第一部作品《點與線》，成功的將推理小說從小眾推向大眾。《點與線》打破了舊式的寫法，把歷史資料當作「點」，用點來刺激想像力，又點和點間有無數的線，要從這些線中進行假設和推理。松本清張將歷史實證和推理完美結合，模仿歷史學家的方法，運用史料恢復時代的原型。例如《日本的黑霧》即以虛構的方式揭發隱藏在現實背後的事物，將文學轉化成一種強而有力的告發文學。從以現實為基礎的虛構事件，轉化社會的黑暗面，運用實證和推理，讓讀者自行發揮想像填補空白。
日治時期台灣推理文學的研究
黃美娥分析台灣在清朝以前沒有寫過小說，直到日治時期才開始撰寫，其中有偵探小說的類型出現，也有用文言文所書寫的偵探小說。她認為，台灣開始創作偵探小說的原因和大眾媒體的變化息息相關，報紙為了吸引讀者訂戶，所以開始刊登小說，故引進了小說的概念。加上台灣報紙在日治時期就曾經連載過江戶川亂步的小說，透過報紙媒體的發送，以及當時台北、嘉義的幾間大書局由大陸及日本進口書籍販賣，無形中增加台灣當地的文人有更多的管道可以接觸外國推理小說的機會。
黃美娥發現，台灣被日本人統治的時期，其實也是台灣學術教育背景變動的時代，開始有一些新學和翻譯的傳入，台灣開始接觸西方。她舉例，澎湖文人李漢儒和日本人曾創立新學會，會員有一千五百人，主要介紹外國翻譯小說並出版刊物，受到這些小說的影響，台灣文人也開始慢慢提筆創作推理小說。再加上，訂閱報紙可以看到日本作品，而書店中也可以購買到大量的相關圖書，引發消費行為，也讓台灣人興起寫作、翻譯的念頭。
在台灣人自創的推理作品方面，黃美娥舉例1910年台北文人李義濤創作《探真記》文中敘述俄國駐守於黑龍江的少將，其猶太小妾與中國奴僕張坤盜取國防機密地圖私奔的故事，少將聘請一名俄國偵探緝捕張坤，追捕過程中張坤還曾搭氫氣球逃跑，最後是透過妓女的協助才抓到犯罪者；又另一篇《姦殺奇案》敘述一對美國夫妻，丈夫為醫生，貌美擅長交際的妻子突然失蹤，英國偵探為了追查真相從英國倫敦一路追到印度孟買都無所獲，直到意外獲得一位像是中國古代俠女的咖啡館女郎相助，才在三天內宣佈破案；在上述李義濤的作品中透露出對西方偵探不懷好意的想像，從故事裡面也可以看出「文化斡旋」的現象，一個台灣人要學習寫作偵探小說，涉及了他如何思考這個文類及如何看待西方的辦案模式等等的問題。
此外，黃美娥認為台灣小說中寫的出色且數量最豐富的是曾任台大醫院院長魏火曜的祖父魏清德，日治時間魏清德曾擔任最大的官報台灣日新報漢文部主任，魏清德曾將亞森羅蘋的《虎牙》故事改寫為《齒痕》，改編過後和原作完全不同，其中特別強調女性貞節的描寫。她發現很多日治時期寫小說的作者都是記者身分，記者不但會翻譯，還會模仿、改寫，大多數的文章都發表在報紙上。她認為這和報紙被認定為二十世紀啟蒙最大的工具有關，故從報紙的發表中可以看到偵探小說如何展現科學儀器、都市風情等等的想像，也就是透過小說展現對現代情境的想像和追求。另外她也發現，小說中犯罪的人一定會被逮捕，此點透露出理性、正義精神的象徵，而記者會去接觸這類的東西其實也和記者肩負啟蒙的作用性有關，透過通俗、娛樂作品的傳遞，可以讓閱讀者思索更多的問題而得到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