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文化部宣示臺灣正式邁入「繪本元年」,此起點累積了多年民間創作、出版實務與公共資源的投入,從地方圖書館深耕人才,到國家級獎項建立榮譽標準,一條支持原創繪本的路逐漸成形。其中,「好繪芽獎」從提案端提供獎助、專業陪伴及出版媒合,「金繪獎」則為成熟作品建立國家級榮譽,雙獎沿著創作歷程前後接力,讓臺灣繪本帶著在地文化走近讀者,也走向世界。
談起臺灣繪本環境,繪本評論人暨首屆金繪獎評審之一的賴嘉綾先將視野拉向世界,由於臺灣出版量縮小,常被視為創作者面臨的特殊困境,然而她走訪歐美出版現場後發現,紙本書銷售下滑、讀者選擇分散,早已成為各地出版人共同面對的現實。
「臺灣繪本創作者真正的考驗,落在持續精進的能力。」賴嘉綾形容,這是一場「精緻的競爭」,一本書獲獎或暢銷,無法保證下一本延續相同成績,每次創作都得回到原點,並在熟悉的形式中找出新的表達,「創作者除了畫圖、寫故事與尋找靈感,也得練習面對讀者、說明作品,甚至培養外語溝通能力,才能直接參與國際交流。」賴嘉綾坦言,這些工作拉開了繪本家的專業幅度,也讓原本獨自進行的創作,需要出版、通路與公共平台加入,才有機會抵達更遠的地方。
高雄市立圖書館(以下簡稱高市圖)以擁有16萬冊館藏的國際繪本中心為基地,於2019年開辦好繪芽獎,正是看見創作者單獨摸索的辛苦。
「我們是資助者、陪跑者、媒合者,也是推廣者。」高市圖館長李金鴦以4個角色說明高市圖的工作,作品入選後,高市圖會邀請出版社參與媒合,讓雙方依作品特質自由選擇合作對象,作者仍保有出版與版權決定權。期間,高市圖也邀請資深繪本工作者陪伴創作者約1年,從故事發展、圖像語言到裝幀設計反覆討論,讓作品逐漸完整。至今,好繪芽獎已有19本中文創作計畫出版,其中更有10本再譯成韓文、法文等外語版本。
好繪芽獎所支持的,也包括市場反應較難預估的題材與形式。其中,玉米辰的《若是咧送批》取材自白色恐怖受難者未能寄出的家書,敘事跟著送信者穿越山路、溪流與重重阻礙,尋找一封封信原本要抵達的地方,作品以台語書寫,並採用可連續展開的經摺裝,讓讀者在拉開書頁的過程中感受路途的綿長與阻隔。
《若是咧送批》書末收入歷史信件影像,使虛構敘事回到真實生命,也讓繪本成為接近人權歷史的入口,李金鴦表示,由於此書的裝幀製作成本較高,特殊裝幀增加了出版難度,「好繪芽獎提供的獎助與出版媒合,讓創作者得以保留作品所需要的形式。」
同樣讓書籍結構參與敘事還有蘇維的《成為海的第一天》。故事從父親在退休前夕離世展開,兒子循著父親留下的生命軌跡走向海邊,在追尋與告別之間重新理解彼此,作品運用跨頁與書溝形成界線,使父子分處兩側,閱讀時翻頁、停頓與觀看的方向,都成為情緒的一部分。
作品問世後,高市圖也會再依內容尋找適合的推廣方式,李金鴦以游爲淳的《健忘的汪達奶奶》為例,書中,奶奶忘了物品放在哪裡,孩子便陪著她在生活空間裡尋找,將原本容易令人焦慮的老化議題,因遊戲感與家人互動而有了溫柔的觀看角度,「高市圖將此故事轉化為虛擬實境體驗,讓讀者進入書中的場景,把長輩的健忘化為一場尋寶遊戲。」
此外,高市圖也帶著朱品璇的《我的頭頂長了一朵香菇》前往輕軌,讓作品離開固定的閱讀空間,在城市移動中遇見新的讀者。《我的頭頂長了一朵香菇》把無形的煩惱畫成不斷生長的香菇,當心事愈積愈多,香菇也愈長愈大,主角最後以帶有童趣的方式面對它,讓孩子看見情緒可以辨認,也能找到出口。這本書同步進入海外版權市場,李金鴦有感而發的表示:「這顯示帶有個人想像的作品,只要情緒經驗能與讀者相通,也有機會跨越語言與地域。」
賴嘉綾解釋,評選先從作品是否完整、圖文能否共同敘事出發,其中,張筱琦《三個橘色的點》是第一屆評審團共識最高,並獲得金繪大獎的作品。故事裡,一個白色小生物總被三個橘色圓點緊緊跟隨,牠試著吃橘子嚇退圓點,也曾躲起來、戴上帽子,想盡辦法仍無法擺脫;這些圓點可以是他人貼上的標籤,也可以是盤踞心裡的情緒與困擾,故事沒有給出單一答案,讀者可以隨著角色展開自我探索。賴嘉綾尤其欣賞張筱琦對畫面比例、色彩分布、彩度與明度的掌握,即使拿掉文字,作品仍能憑圖像推動節奏,讓情緒在翻頁之間逐步累積,最後輕輕落下。
除了金繪大獎之外,第一屆金繪獎的年度繪本獎也各自從不同角度描繪臺灣生活,其中《街上的汪先生》與《貓房子》也曾獲得好繪芽獎肯定。
劉清彥著與張庭瑀繪的《書店裡的小花》從寒冬裡一隻無家可歸的小狗寫起。老爺爺在妻子離世後長久關閉家門,直到小狗小花來到身邊,他才慢慢走出封閉的日常;隨著孩子進入屋內閱讀,原本收藏回憶的私人書房逐漸成為社區共享的閱讀空間,無形的陪伴也讓老人重新與外界建立連結。
潘家欣著與林廉恩繪的《媽媽商店》則從一對兄妹尋找失蹤的媽媽展開故事。兩人放學回家後發現媽媽不見了,找遍她平日可能前往的地方,最後遇見一家販售各式媽媽的奇異商店,新媽媽、二手媽媽與不同標價,讓母職進入一場充滿魔幻色彩的想像。故事以幽默情節觸及女性在自我與母親角色之間的拉扯,也讓親子重新思考照顧、付出與愛能否被衡量。
而老川的《街上的汪先生》描寫一名沒有固定住所的無家者,他在公園、便利商店與街道之間生活,也會替花圃澆水,維持自己的日常節奏。孩子從旁觀察,接連提出「大家都有家嗎?」「什麼才算是家?」等問題,作者沒有急著替汪先生下定義,而是讓讀者跟隨孩子的目光,逐步理解居住處境與自己不同的人,鬆動面對無家者時可能出現的恐懼及偏見。
顏志豪著與薛慧瑩繪的《貓房子》從一場酒駕事故留下的傷痛開始,長年在街邊照顧流浪貓的老爺爺離世後,老奶奶獨自生活,記憶也逐漸衰退,過去受到照顧的貓咪來到她的身邊,進入她的生活節奏,陪她走過喪偶的悲傷與失智帶來的改變。作品將酒駕、獨居老人、流浪動物及失智照顧放進溫柔的圖像之中,使沉重議題透過陪伴獲得安放。
「這些作品從閱讀陪伴、情緒調適、母職想像、居住處境走到失智照顧,呈現當代臺灣生活的不同切面。」賴嘉綾從中讀到臺灣當下生活的縮影,「當讀者沿著故事理解與自身經驗不同的生命,繪本便成為培養同理心的入口,也讓今日的生活在多年後化為一份可供回望的在地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