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郅忻說話速度不快,常在句子中間停頓一下,像是在確認每個詞,是不是自己真正想表達的意思。談起寫作的起點,她先聊起閱讀。
張郅忻從小就愛看書,家裡的書看完了,就向同學借;上學途中經過媽祖廟,也會進去翻善書。新竹縣湖口鄉的圖書館,是她童年最常去的地方。館裡有一本時至今日仍令她印象深刻的書《小矮人全書Gnomes》,書裡有小矮人族的房子、生活方式與身體樣貌,像是介紹小矮人世界的百科全書。那本書令她著迷,每次到圖書館,都會先確認它還在不在。「我小時候還會把它藏在書櫃一角,怕別人借走。」張郅忻笑說。
小學三、四年級時,張郅忻起初的夢想是當畫家,父親便買厚厚一疊紙讓她畫畫,叔叔也曾帶她去畫室學素描。五、六年級時,張郅忻開始收穫到老師稱讚她作文寫得不錯;高中國文老師更常在班上朗讀她的作品。這些鼓勵,讓她慢慢相信,文字也許能成為理解世界的一種方式。
後來,張郅忻開始投稿文學獎與報章雜誌,也出版第一本散文集《我家是聯合國》。書名其實來自朋友的一句玩笑話,而書裡寫的,是她自己的家族:有來自印尼的小阿妗(為海陸腔客語的嬸嬸)、來自越南的大阿妗、有阿美族血統的妹妹、泰雅族的妹夫,還有嫁給南非人的表妹……不同語言、族群與遷徙經驗,在同一個家庭裡交會。
張郅忻的書常以家人為原型,但她並不認為自己的作品只是「家族書寫」。「我只是很想知道,那些人為什麼去了那樣的地方。」對她來說,家人往往只是故事的起點。真正進入創作後,人物會慢慢把她帶進更大的歷史現場。其中,「客途三部曲」:《織》、《海市》、《山鏡》以及《秀梅》是她投入最深、也花費最多時間的作品。
《織》以阿公為原型。她小時候常聽阿公提起越南,直到阿公過世後,她開始追溯那段往事,才知道阿公前往越南工作的年代,正值越戰。為了完成小說,她學越南語、採訪阿公舊識,也走訪臺灣與越南的紡織廠。同時,在書寫過程中,她也慢慢意識到,同一段歷史會因觀看位置相異而有不同的認知。
「我覺得小說不可以下定論。小說是要創造一個想像空間,讓讀者跟著角色一起走進去。」這樣的思考,也延續到《海市》與《山鏡》。
《海市》以母親為原型,寫一位客家女性離開家鄉,到西門町生活與工作;《山鏡》則從父親出發,她的父親曾在山上度假村工作,小時候也常跟著父親上山。對她而言,山像一面鏡子,不只映照人的欲望,也顯現不同族群與自然相處的方式。
然而在寫《山鏡》的同時,父親罹癌讓她一度無法繼續寫下去。「因為一寫,就會想到他在醫院裡。」這本書因此停了很久。後來張郅忻才明白,創作過程需要時間,不只是整理資料,也需要讓情感慢慢沉澱。
張郅忻小說裡的人物,很多都有真實原型,但她不會刻意替人物劃出虛實界線。「當我把這個人寫進故事裡,他就已經是小說人物了。」對她而言,真實人物提供的是背景與情感起點,小說則需要重新組織。張郅忻融合不同人的性格、穿著與說話方式,讓角色在故事裡慢慢成形。
「我更在意的是,這個人物能不能在小說的脈絡裡活起來。」而就讀研究所的訓練,也深深影響她的寫作方式。她習慣在書寫過程中,查資料、讀史料,同時留意資料背後所隱藏的內涵,讓立論更多元。
近年,張郅忻開始書寫18世紀與19世紀的故事。為了理解當時的時代背景,她閱讀古地圖與歷史文獻,試著從不同族群的角度,重新理解同一件事。或許因為如此,她的小說總帶著一種緩慢靠近的感覺――不急著給答案,而是讓人物、歷史與情感,慢慢浮現出來。
阿婆是張郅忻一直以來最想撰寫的人物,只是耽擱了很多年。小學時,電視劇《阿信》曾帶動一波徵文活動。阿婆想投稿,卻不識字,於是請她代筆。當時年紀尚小的她,嫌麻煩而拒絕了。「這件事一直放在我心裡。」多年後,那個未完成的念頭,變成了《秀梅》。
《秀梅》是阿婆的名字。小說用6個灶下、21道食物,串起一位客家女性的一生。從傳統客家菜到越南、印尼料理,餐桌上的變化,也記錄了不同女性走進這個家庭的過程。這本書寫的是阿婆,也寫出許多女性長久以來的日常與勞動。她們照顧一家人的飲食,承擔家務與情感工作,卻常常被忽略;若沒有她們,家也不會真正完整。
於是,張郅忻用一道菜、一個動作、一段對話,把那些時代女性留下來。看似平凡的生活細節,慢慢累積出一種沉靜而厚實的重量。
張郅忻從小在客語環境裡長大,聽得懂、也會說,卻沒有真正使用客語書寫的經驗。近年,她開始嘗試客語創作。2026年出版《覓蜆仔》,便是以海陸腔客語完成的散文作品。
其實,張郅忻過去的作品多少都夾雜客語對話,但整本以客語書寫,又是另一回事。她提到,曾在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的「客語新文學」專欄寫作,除了文字稿,還要交聲音稿。為了朗讀,她必須一邊寫、一邊念,再回頭修改。「藉此過程,慢慢把客語撿回來。」張郅忻說。
《覓蜆仔》的書名,也來自童年生活經驗。小時候,她常跟著阿婆到水圳裡覓蜆仔,帶回家煮湯。有一次,她把這段記憶說給兒子聽,兒子卻脫口而出:「好髒。」那一刻,她突然意識到,很多曾經再自然不過的生活場景,對下一代而言,已經難以想像。於是,寫下來,成為一種保存「曾經」的方法。
除了作家身分,張郅忻目前也是臺北市立圖書館中崙分館主任。她說,在圖書館工作,每天身邊都有書,也會看見不同讀者帶著各自的需求與故事走進來。第一本少年小說《館中鼠》的創作靈感是來自過去在高雄市立圖書館工作經驗。當時,張郅忻觀察到許多不同的讀者,而那些人,後來也慢慢走進她的創作裡。
比起圖書館,張郅忻更喜歡在咖啡館閱讀與寫作,覺得比較容易進入狀態。但圖書館對她而言,有另一種吸引力—「不同背景的人,在同一個空間裡各自做自己的事,互不打擾,可是又有種一起存在的感覺。」
張郅忻說,文學對自己而言,是安頓生命的地方,圖書館亦是如此。在圖書館工作多年,她看過每天固定報到的老人、每週會一起來借書的親子,也看過放學後獨自坐在角落的孩子。書對每個人意味著什麼,也許不太一樣,但他們會走進圖書館,一定是因為這個地方,存在某種自己需要的東西。
「我覺得那種沉澱,很難被取代。」這樣的觀察,也回到她的小說裡。張郅忻筆下人物,往往不是被聚光燈照亮的人,而是生活裡容易被忽略的人。
談到創作,張郅忻提到自己正在書寫更早年代的故事。她翻閱族譜時,看見渡臺祖的記載,想像兩、三百年前,祖先來到臺灣時,會遇見什麼樣的人。當時的新竹,有道卡斯族人,也有逐漸落腳的客家移民。她想從女性的角度,重新書寫那個時代裡族群相遇的故事。
回首看她一路走來的作品,從阿公在越南的紡織歲月、母親的西門町生活、父親的新竹山林、阿婆的灶下人生,到客語散文與更早的渡臺故事,彷彿沿著家族線索往前走。續看她的寫作模式,更有一種少見的耐心。願意停下來查資料,也願意等自己更理解人物後再繼續。卡住時,不急著往前,因此有些作品甚至放了幾年,再重新改寫。
「創作本身,就是一件漫長的事。」張郅忻心底的那些故事,確實不是短時間能說完的。那些人物與記憶,在家族裡流動,在語言裡停留,也在一代又一代人的餐桌、山路、城市與圖書館之間,慢慢長成她自己的文學風景。